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去世，真宗即位，李继迁请和。宋真宗不愿大举用兵，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将夏、银、绥、宥、静五州重新划归他管辖，实际上承认了李继迁对原西夏地区的统治。但宋的退让并未换得边防的宁谧，李继迁加紧了对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攻势。灵州地处黄河北岸，是西北军事重镇，“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李继迁早就将灵州作为重要战略目标，从淳化末年开始，宋夏围绕灵州的攻守战愈演愈烈。咸平三年（1000）九月，李继迁在积石大败宋军，劫夺由庆州运往灵州的粮草。咸平四年（1001）八月，他率五万骑兵再围灵州，受挫后转而攻陷清远军（今甘肃环县山城堡附近），使灵州孤悬北边，危在旦夕。
围绕灵州的弃守，宋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弃派主要有张洎、张鉴、田锡、李至、杨亿、李沆等人，他们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灵州不可守。主弃派强调灵州孤悬于外，馈运艰难，不利于救援。宰相李沆甚至直言：“若迁贼不死，灵州必非朝廷所有。”[27]
其二，灵州不必守。主弃派否认灵州的重要地位，认为不值得为这样一个化外之地劳民伤财。若因救灵州激起国内民众叛离，就更是舍本逐末。如张洎说：“况继迁或成或败，未足致邦国之安危，灵武或存或亡，岂能系边隅之轻重？得失大较，理甚昭然。”[28]杨亿认为，灵州“存之有大害，弃之有大利”，“今灵武之存，为害甚于蝮蛇，供馈之费，为蠹逾于蚁壤。无鸿毛之益，有太山之损”，存之则为“借寇兵而资盗粮，竭民力而耗国用，为患之大，无出于斯”，弃之则可使“国家无飞刍挽粟之劳，士卒免暴露流离之苦”。[29]他们甚至把救援灵州说成是类似汉武帝开边的黩武行为，声称“圣人之道，务屈己含垢，以安万人”[30]，以“弃灵州”为慎战安民的王道政治。
其三，弃灵州可使边防安宁、西夏向化。如李至说：“苟朝廷舍之不问，待之如初，以厚利啖之，以重爵悦之，亦安敢迷而不复，讫于沦胥哉？”“假如灵州不弃，何以绝其求请，何以弱其事势？”退一步讲，即使李继迁执迷不悟，弃灵州也会使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激发民众义战的勇气，所谓“使曲在彼而直在我，问有罪而罚有名，天地亦所不容，鬼神亦所共怒，继迁不日当自灭亡，何耕战兵食之云乎！”[31]
主守派的代表人物有何亮、刘综、张齐贤、李继和、郑文宝等人，他们强调灵州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灵州失守对西北边防的长远影响，坚决反对弃守灵州，其中以何亮的言论最具代表性。
咸平二年（999），秘书丞何亮通判永兴军，受诏往灵州经度屯田。还朝之后，他上《安边书》，阐述了关于固守灵州的意见。何亮认为，灵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若弃灵州，将使李继迁占有的土地“广且饶”，并使“西域、北庭合二为一”，西夏势力会进一步壮大，宋还将失去战马的重要来源，极大制约对夏作战能力。何亮不赞成大兵进讨，认为“有大费而无成功，深寇仇而速边患”。他也反对“姑息而羁縻之”，认为“戎人之性贪惏无厌，虽存臣事之名，终多反复之志，”加以李继迁已经控制了灵武周边的山川之险和膏腴之地，若仅以恩信羁縻之，终必为中国大患。他指出，欲固守灵州，必修建从清远至灵武的溥乐、耀德二城以通粮道，“不城溥乐、耀德为之唇齿，则戎人之患，亦未可量，与舍灵武无异。而加之有连年供给之厚费，无防边尺寸之微功，但兀然孤城，以困极关右者也”。何亮的意见切实中肯，但是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甚至连国史都未予记载。[32](www.xing528.com)
陕西转运使刘综、当时主管西北事务的张齐贤、知镇戎军李继和、熟悉西北边防事务的殿中丞郑文宝等，也都坚决反对弃灵州。李继和说：“灵州远绝，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关西老弱疲苦转饷，所以不可弃者，诚恐滋大贼势，使继迁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何以支吾。”[33]
宋廷关于灵州弃守的争论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战略思想。主弃派以儒家边疆民族思想为理论依据，其实质就是消极退守。他们首先是失败主义者，认为灵州形势不利，失守是迟早的事。他们又是汉族中心主义者，秉持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视灵州为化外之地、蛮夷之乡，不值得劳师动众，甚至认为弃之有大利，存之有大害。他们还是道德主义者，认为弃灵州是德化政治，可以使李继迁幡然向化，至少不再犯边。他们也从利害角度分析问题，但他们的判断标准是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战争耗费与土地产出的效费比。主守派的思想则反映了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特质，他们认识到灵州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认为李继迁志不在小，弃灵州会使西夏势力坐大，给西北边防带来更严重的安全威胁，主张固守灵州、积极防御。
在主弃与主守两种意见之间，宋真宗长期游移不定，既未形成明确的战略判断，也没有采取巩固边防的切实措施。对于左藏库使杨允恭等提出的改进运粮方法以及何亮提出的修建溥乐、耀德城等建策，都未予采纳。面对李继迁的步步紧逼，宋廷实际的做法是姑息和迁延。李继和说，他曾见咸平三年（1000）诏书中说：“缘边不得出兵，生事蕃夷，盖谓贼如猛兽，不拂其心，必且不动。”[34]咸平四年（1001），灵州危急，张齐贤、吴淑等主张联合山西潘啰支诸部，朝臣纠结于封予什么样的名号，迟迟不能决断。[35]宋廷的不作为致使灵州形势一步步恶化，丧失了宝贵的救援时间。当咸平四年十二月，真宗终于决定出兵之时，为时已晚。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率重兵攻陷灵州，宋将王超率领的主力尚未抵达，听到灵州陷落的消息，便匆匆撤走。
历史的发展证明，主守派对西夏形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宋失灵州以后，边防线内缩，环州、庆州、镇戎军以至麟州、府州等地压力增大，修建城寨、驻兵防守等都耗费巨大。主守派关于失灵州阻断战马来源的忧虑也成为现实，马源的萎缩使宋廷难以组建强有力的骑兵，与西夏决战域外几不可能。弃灵州当然更没有使李继迁“幡然向化”，相反，李继迁在得灵州后，将灵州改为西平府，作为新的统治中心，为越过黄河、贺兰山向河西扩张创造了条件。
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死，真宗一度欲乘机进攻西夏，最终由于与辽形势紧张，决定“姑务羁縻，以缓争战”[36]，于景德三年（1006）与西夏达成了和平协议。宋真宗授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同时在宋夏边境开放榷场，进行贸易。此后，德明全力向河西走廊发展，最终占据甘州（今甘肃张掖），“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矣”[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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