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幽州之战后，宋太宗逐渐丧失了收复燕云的信心，开始施行“守内虚外”的方针，边防战略也发生转变，由积极收复失地转为消极防御。这一战略转变固然有“战而不胜”的客观原因，也有幽州之战时一些人谋立太祖之子事件的偶然刺激，但不容忽视的是，文臣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幽州之战后，对于是否继续进兵幽燕，朝臣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反对者中，张齐贤、田锡的议论最有代表性。张齐贤强调“内重于外”，他说：“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内也；夷狄，外也。”他又说：“以德怀远，以惠利民，则幽燕窃地之丑，沙漠偷生之虏，擒之与屈膝，在术内尔。”也就是说，人民为本，疆土为末，内部安定则远人自至。他认为，当时的首要目标是安定内部，而不是收复燕云，边防上只需善择边吏，“峻垒深沟，蓄力养锐”即可。[17]田锡说：“圣人不务广疆土，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18]他反对用兵的理由，一是时机未到，“戎族未乱，无烦强图，敌势未衰，何劳力取”，二是影响政局稳定，“国家务大体、求至理则安，舍近谋远、劳而无功则危”。说到底，他认为宋没有取胜把握，希望太宗不要关注“恢复吊伐之名”，而要重视“可否祸福之实”。[19]
这一时期，宋太宗虽然并未对劝阻他收复幽州的言论表示反感，甚至时有嘉许，但收复幽州依然是他的既定目标，而且一直在积极做准备。因此，当雍熙三年（986）雄州知州贺令图等人提出，可乘辽主幼国疑之机收复幽州时，太宗毅然决定再次北伐。[20]第二次北伐的失败也并没有使他马上放弃收复燕云诸州的想法。当东路军在岐沟关大败，赵普上书请求班兵时，他在回复赵普的手诏中说：“俾契丹之党远遁沙漠，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21]但是，此时，来自朝臣的反对之声日益强烈。重臣赵普、宰相李昉等纷纷上书，劝宋太宗“和戎”。赵普认为，这次北伐是“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他建议太宗“安和寝膳，惠养疲羸，长令外户不扃，永使边锋罢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料彼契丹，独将焉往，又何必劳民动众，卖犊买刀”。[22]李昉则说：“未可与争，灼著于前经，姑务息民，何嫌于屈己。”他建议宋太宗屈己息兵，以金钱换和平，称如此可“不烦兵力，可弭边尘”。[23]
端拱二年（989）正月，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这是一次关于边防政策的大讨论，也是对此前军政问题的大检讨。这次讨论的中坚人物是张洎、王禹偁、田锡。[24]他们三人所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反对继续对契丹用兵。概括起来，其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从地理形势来看，契丹占据幽蓟地区，使中国北部尽失险阻，造成了难以突破的战略困局。张洎说：“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其次，就中原与北方民族斗争的历史规律来说，对契丹用兵的时机不成熟。王禹偁以汉代为例，指出，“且汉文当军臣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为深患者，是由乎德也。哀、平当呼韩衰弱之际，虽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使之来朝者，是系于时也”。这也就是张洎所说的“夫盛衰之理有数存焉，圣人因之以定其业”。再次，从儒家传统民族边疆观念来讲，与夷狄争胜得不偿失，甚至是祸败之源。如王禹偁所言：“讨蛮夷则重困生灵，得土地则空标史策，祸败之本，何莫由斯。”基于这些理由，文臣们认为，不当对契丹作战，而应该将重点放在内政上，“内修其德”，“外任其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对待边防威胁，“来则御之，去则勿逐”。从根本上来说，文臣们的这些言论反映了儒家民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民族观以及“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理想主义态度。(www.xing528.com)
文臣们息兵通和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宋太宗，成为其“守内虚外”的理论基础。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与王化基讨论边事，“化基曰：‘治天下犹植树焉，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则枝干不足忧。今朝廷治，边鄙何患乎不安。’上然其言”[25]。淳化二年（991）八月，并州上奏，有七十三户戎人内附。宋太宗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26]这段话标志着宋太宗战略思想的重要转变，他开始将“内患”视为最根本的威胁，而将“边事”视为次要问题，即所谓“守内虚外”。
在“守内虚外”思想指导下，宋廷的边防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从端拱年间开始，在西起保州西北，东到泥姑海口近九百里的平原地区，宋军利用河渠塘泊筑堤蓄水以为屏障，防止辽国骑兵的奔冲，并沿途置堡寨、军铺，以船只往来巡警。在处理边防争端中，宋廷往往以“和戎”为主导思想，强调“来则备御，去则勿追”，力戒边将生事。
事实证明，宋太宗君臣所谓“来则备御，去则勿追”只是一厢情愿，在实践中很容易沦为消极防御。两次幽州之战使辽看清了北宋军事上的虚弱，因而采取攻势，连年大举南下。第二次幽州之战结束当年的十一月，辽军乘胜南下，与宋军战于君子馆（今河北河间西北），宋军全军覆没，死者数万，主将刘廷让仅以身免，知雄州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等均战殁。宋真宗即位后，辽又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南侵，河北地区屡遭涂炭。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承天太后与辽圣宗率兵二十万大举南下，直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在宰相寇准等人的主张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大振，击退辽军。双方订立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双方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澶渊之盟确立了宋辽对峙的均势局面，在此后一百二十多年中，双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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