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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统一的策略:先南后北

时间:2023-07-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统一战略上,宋初君臣沿袭了周世宗的思路,采取了“先南后北”战略,而这一战略又与如何处理与契丹关系的边防战略紧密相连。宋太祖对其弟赵光义之言,进一步揭示了“先南后北”战略的深意。事实证明,“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是成功的。这两次尝试恰恰凸显出契丹因素的重要性,印证了“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正确性。应该说,在当时条件下,“先南后北”战略是稳妥的选择,是相对正确的。

南北统一的策略:先南后北

后周显德七年(960),禁军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摆在赵匡胤面前的,是周世宗创下的良好基业,但与全国统一尚有相当的距离。当时,中原以外,北方有契丹建立的强大的辽国,以及占据山西地区并以契丹为后援的北汉。南方长江以南则分布着南平、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等六个割据政权。在统一战略上,宋初君臣沿袭了周世宗的思路,采取了“先南后北”战略,而这一战略又与如何处理与契丹关系的边防战略紧密相连。

“先南后北”战略在后周王朴所上《平边策》中已经提出,即先平定南方诸国,然后收复燕云十六州,最后消灭后汉。[1]宋太祖即位后,因北汉距宋都开封较近,威胁较大,试图先攻北汉。他曾多次与部下讨论这一问题。武胜节度使张永德认为,北汉兵力虽少但很精悍,又有契丹为援,不可贸然攻取。[2]华州团练使张晖认为,经过李筠叛乱,与北汉接境的泽潞地区遭到很大破坏,难以负担新的军事行动,也不赞成立即攻打北汉。[3]建隆元年(960),平定李重进反叛之后,宋太祖与谋臣赵普进行了一场著名的“雪夜问对”,这次对话坚定了宋太祖的决心,最终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

上自即位,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谓上不复出矣,久之,闻扣门声异甚,亟出,则上立雪中。普皇恐迎拜,上曰:“已约吾弟矣。”已而开封尹光义至,即普堂设重茵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尔,姑试卿耳。”于是用师荆、湖,继取西川。[4]

“雪夜问对”的核心就是战略方向的选择问题:是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在赵普看来,消灭北汉不难,难在消灭北汉后就要直接面临契丹这一“边患”。从双方的对话可以看出,无论是宋太祖还是赵普,都把北汉视为必须消灭的对象,契丹并不在“一榻之外,皆他人家”的威胁之中。北汉是政权统一问题,与契丹对立既涉及统一问题,也涉及边防问题。

宋太祖对其弟赵光义之言,进一步揭示了“先南后北”战略的深意。他说:“中国自五代已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5]也就是说,“先南后北”一方面可以通过占领广大南方地区积聚财力,为北伐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可稳固北部边疆局势,避免与契丹过早对抗。(www.xing528.com)

宋初统一战争大体上遵照了“先南后北”战略。在北方采取守势,一方面尽力与契丹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布设防线,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庆州(今甘肃庆城)、环州(今甘肃环县)、原州(今甘肃镇原)、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等处屯兵,以备党项;在关南瀛州(今河北河间)、常山(今河北正定)、易州(今河北易县)、棣州(今山东惠民一带)驻兵,以防备契丹;控制西山(今恒山)、晋州(今山西临汾)、隰州(今山西隰县)、昭义(今山西长治)等地,以防御北汉。北方加强防卫后,宋军挥师南下,分别击灭南方各割据政权,先是以“假途灭虢”之计袭占实力较弱的南平和武平,控制长江中游的荆湖地区,取得战略上的有利态势,然后相继灭后蜀、南汉和南唐。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漳泉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俶相继纳土归降,次年,宋太宗大举北伐,灭北汉。至此,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初步完成了全国统一。

事实证明,“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是成功的。“先南后北”战略的实质是先易后难。北汉是沙陀族建立的政权,武力强悍,又占据山西高原,对河南、河北、关中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进可攻,退可守。更重要的是,北汉有契丹的支持,这就使它成为统一战争中最顽固的堡垒。宋太祖在统一战争期间,先后于乾德六年(968)和开宝元年(968)两次进攻北汉,都因契丹援助北汉而未成功。这两次尝试恰恰凸显出契丹因素的重要性,印证了“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正确性。在“南进”过程中,宋太祖积聚财力的设想也得以实现。史料记载,“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岭南、江南,诸国珍宝、金帛尽入内府”[6]。平南唐之后,每年从江南漕运至京师稻米达数百万石之多。北宋国力大大增强,为北上作战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一战略的得失,从宋代到清代,一直有不同的争论,如陆游王夫之等认为,“先南后北”固然可行,但是待收拾南方后,兵力已疲,导致难以彻底解决北方问题,而且从周世宗北伐的情况来看,契丹并非十分强大。这一论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周世宗北伐之时,恰逢契丹处于国力不振的阶段,而且,周世宗北伐如果得以继续,是否还能如初期那样进展顺利,也未可逆料。北宋初期,从政治环境、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看,宋都不具有对辽的压倒性优势。宋未能彻底完成统一,根本原因并不是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问题。应该说,在当时条件下,“先南后北”战略是稳妥的选择,是相对正确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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