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在兴起之初，同样遵行氏族部落首领共议之制，“金国凡用师征伐，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至百户，饮酒会食，略不间列，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暨师还战胜，又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支赏，举以示众，薄则增之”[225]。可见当时部落内部并无严格的等级区分，战争谋议、战后行赏等都在部落会议上商讨决定。
金朝建立之初，创立了中央辅政勃极烈制。[226]中央辅政勃极烈制保留了部落贵族会议的遗制，是金初中央最高行政、议政、军事合一的权力机构。完颜阿骨打自称“都勃极烈”，收国元年（1115）七月，以其弟吴乞买为谙版勃极烈。“谙版，尊大之称也。其次曰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勃极烈，或左右置，所谓国相也。其次诸勃极烈之上，则有国论、乙室、忽鲁、移赉、阿买、阿舍、昃、迭之号，以为升拜宗室功臣之序焉。”[227]诸勃极烈共议军政要务，每遇重大事件，则召开勃极烈会议商讨决定。史载：“太祖即位后，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谢。凡臣下宴集，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228]君臣之间并无严格的尊卑界限和礼仪制度，“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于舍屋、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君臣宴然之际，携手握臂，置腹推心，至于同歌共舞，莫分尊卑”[229]。可见在金初，部落军事民主制遗风尚存，勃极烈议事会具有很高的地位。
勃极烈制对皇权形成了很大牵制。天会三年（1125），金太宗甚至因动用国库资财，被诸勃极烈以违背誓约为由“庭杖二十”，足见辅政勃极烈权势之重。随着对辽、宋战争的不断推展，诸勃极烈被任命为内外诸军都统，率兵作战。天会三年，都统府改为都元帅府，由都元帅为总指挥，下设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和左右都监等。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粘罕）统领西路军，建枢密院于云中，右副元帅完颜宗望（斡离不）统领东路军，建枢密院于燕山，二人都有调兵遣将的专断之权，以至于金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
从金太宗朝开始，皇帝的权力扩大，与勃极烈制的矛盾日益加深。随着向中原地区扩张，中原王朝君主专制制度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金朝政治。金太宗着手通过建立各种礼仪制度、减裁勃极烈人数、勃极烈出缺不补等措施，削弱了勃极烈的权力，部分达到了加强皇权的目的。(www.xing528.com)
金熙宗即位不久，于天眷元年（1138）八月废除了中央辅政勃极烈制，效法中原王朝，建立三省六部制，详定礼仪制度，废除东、西两枢密院，改设行台尚书省，在全国推行路、府、州、县行政建制，使皇权空前强化。军事方面，在都元帅府下各路设立兵马都总管，各州设立节度使或防御使等。不过，金熙宗施行的三省六部制不同于唐、宋等中原王朝。其一，中原王朝的三省六部制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衡为原则，金朝则突出了尚书省的职能，中书、门下长官分别由尚书左右丞兼任，皇权操控的力度更大。其二，中原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三师是没有实权的荣职，而金朝“以三师领三省事”却是实职，由三位国论勃极烈辅政大臣担任，这一方面部分保留了勃极烈的权力，另一方面又是以相位易兵柄，加强君主军事集权的举措。
海陵王时，大幅削减“以三师领三省事”的权力，到贞元年间，其已经转变为无实权的荣职。天德二年（1150），海陵王取消都元帅府，改置枢密院，由皇帝直接任命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削弱了原统兵元帅的军权。正隆元年（1156），海陵王改三省六部为一省六部，废除中书、门下二省，只留尚书省，“以三师领三省事”废止，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海陵王大举攻宋之时，也并未恢复元帅府的统兵体制，仅设都督府作为直属统兵机构。金世宗和章宗时，枢密院“每行兵则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枢密院虽然掌握兵柄，却受尚书省节制，尚书省对枢密院有“提控”“节制”之权，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强了皇权。[230]
中央军政体制之外，金朝军制的其他方面也体现了军事集权的强化趋势。为了加强对边防部队的管理，金朝设立了东北、西北、西南路招讨司，分治泰州、恒州和丰州等地。在南方靠近宋金边界的地区设立陕西、河南、山东统军司，分治于京兆府、开封府和益都府。金朝军队的调发，实行严格的符牌制度。根据承安元年（1196）颁布的虎符制度，虎符有五左一右，右牌交随路统军司、招讨司收执，发兵三百人以上，要有留于御前的左符与右符相勘合后方能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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