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举、武学虽然相继设立，进展却不尽如人意。武学仅仅兴办了三个月，就遭到罢废，庆历三年（1043）八月，“戊午，罢武学。改武学教授、太常丞阮逸兼国子监丞，其有愿习兵书者，许于本监听读”[174]。
武学为什么在短短三个月内置而复废呢？推求史料，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儒家保守势力的反对。《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既立武学，议者以为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裴度等，岂尝专学孙吴，立学无谓，故亟罢之。”[175]二是武学受到冷遇，入学习艺者少。范仲淹曾上书称：“臣窃闻国家兴置武学以来，苦未有人习艺。或恐英豪隐晦，耻就学生之列。傥久设此学，无人可教，则虑外人窥觇，谓无英材，于体未便。欲乞指挥国子监，不须别立武学之名。如学生中有好习兵书者，令本监官员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听读。”[176]罢武学之诏显然部分采纳了他的意见。
武学的置废暴露了儒家文人士大夫在对待兵学上两种对立观点的尖锐冲突。如前所述，范仲淹、富弼等一些务实派官僚认为，兵学是将帅必须具有的修养，也是国家振兴武备所必需，主张弛禁兵书，开设武学。但是，有一大批儒家学者却倾向于将儒学与兵学对立起来，他们视武学为文治教化的威胁，高举儒家“仁”“义”“忠”“信”的大旗，反对兵学的“诈”“利”之术，在思想领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177]这股势力与民间崇文鄙武的风气相呼应，使得武学刚刚建立三个月便告夭折。
皇祐元年（1049），武举也遭到罢废。此次《罢武举诏》中称：
国家采唐室之旧，建立武科，每随方闻之诏，并举勇略之士。条格之设，岁序已深，然而时各有宜，今异于古。尺籍之众既以技力自奋于行伍之间，武弁之流又用其韬钤自进于军旅之任，来应兹选，殆稀其人。如闻所肄习者率逢掖诸生、编户年少，以至舍学业而事筹策，矫温淳而务粗猛，纷然相效，为之愈多。朕方恢隆文风，敦厚俗尚，一失其本，恐陷末流，宜罢试于兵谋，俾专由于儒术。[178]
从这则诏书可以看出，这次罢武举的原因也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籍的军人很少有人来投考，说明当时的军功集团具有相对的封闭性，武举对他们缺乏吸引力。二是民间应举者多，朝廷担心这些人“事筹策”“务粗猛”，对文教和世风产生影响。这些理由的背后仍是“兵谋”与“儒术”的对立。
尽管武学、武举相继罢废，但是，《孙子》《吴子》等兵书的解禁为兵学的研习提供了制度上的正当性，以兵书培养韬略型将领的思想在一批主政文臣中继续发展。宋夏战争中，范仲淹被委以边帅之任，亲历边事使他更深切地认识到将才缺乏的严重性。他说，“臣窃见边上将帅，常患少人”[179]，“奈何将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门地，巧于结托，以取虚名；或出军班，昧于韬钤，以致败事”[180]。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在一份上奏中指出：“西北二方将帅之阙，实非细事，乞国家常为预备，早加迁擢。”他建议从武选官中推举智勇之人，委以边任，让他们在实战中锻炼成长：“或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181]庆历三年（1043），他在建议取消武学的上奏中进一步指出：
臣窃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即未曾习学兵书，不知为将之体，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挥陕西路河东逐路经略司，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拣选识文字，的有机智勇武，久远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书，讨论胜策，所贵边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将略，或因而立功，则将来有人可任，即不得虚张，多放人数。[182]
范仲淹的提议着眼于从基层官兵中选拔人才，进行军事理论教育，使他们成为智勇双全的将才。这种方法贴近军事实践，成本低，见效快，而且是在军队内部进行，不存在反对派所担心的影响风俗教化的问题，应该说，这一思路是非常有见地且切实可行的。事实上，范仲淹在宋夏战争前线部分实践了这一设想。他对骁勇善战的狄青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从此，狄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183]。在范仲淹的倡导和安排下，武将学习兵略蔚然成风。如，名儒何涉在范仲淹军中，“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184]。范仲淹之子范纯祐通兵书，也曾教狄青以《左传》。[185]遗憾的是，随着宋夏战争的结束以及“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的思想主张没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在范仲淹上书前后，培养和选拔韬略型将帅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庆历三年，欧阳修提出在军中培养和选拔将领之法，即在行伍之中层层选拔，选出“万人之将”，然后“择智谋之佐而辅之”[186]。庆历八年（1048），御史中丞鱼周询提出文武兼备的选将标准：“宜择名臣，选举深博有谋、知兵练武之士，不限资级，试以边任，临轩敦遣，假以威权。”[187](www.xing528.com)
武举罢废以后，文人官僚中不时有支持复设武举的意见。苏轼、苏辙兄弟的主张较有代表性。苏轼认为：“今夫孙吴之书，其读之者，未必能战也。多言之士，喜论兵者，未必能用也。进之以武举，而试之以骑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将以求天下之实，则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为未必然而弃之，则是其必然者，终不可得而见也。”[188]也就是说，虽然武举所录未必都是有用之才，但它依然是选拔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没有这个“名”，就不会有足够大的范围来选择“实”。苏辙的观点与苏轼略同，他说：“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彼其见天下之方然，则摧沮退缩而无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故臣欲复武举，重武臣，而天子时亦亲试之以骑射，以观其能否而为之赏罚，如唐贞观之故事，虽未足以尽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悦，有以自重而争尽其力，则夫将帅之士，可以渐见矣。”[189]
在对将才的现实需要和朝议的推动下，宋廷酝酿重新开设武举和武学。嘉祐八年（1063）十月，枢密院提出恢复武举，在其上奏中说：“文武二选，所关治乱，不可阙一。与其任用不学无术之人，临时不知应变，以挠师律，不若素习韬略，颇闲义训之士，缓急驱策，可以折冲图动。况今朝廷所用武人，稍有声称者由武举而得，则此举不可废罢明。”[190]接着，皇帝诏令兵部与两制讨论武举具体规定。治平元年（1064）三月，武举方案陆续提出。九月，宋廷正式下诏复置武举。
在治平武举的制度设计中，有两个意见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翰林学士王珪重申，“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具体规定：策略武艺俱优为优等，策优艺平为次优，艺优策平为次等，策艺俱平为末等，如有策略虽下而武艺绝伦者另行取旨。[191]二是翰林学士贾黯请以《孙子》《吴子》等作为考试内容。贾黯奏请：“如明经之制，于太公《略》《韬》《孙》《吴》《司马》诸兵法，又经史言兵事者设为问目，以能用己意，或用前人注释，义理明畅，及因所问自陈方略，可施行者，为通。”[192]通过这些文人官僚的设计，在武举考试中，策论和兵学理论的地位较武艺重要，体现了选拔韬略型人才的价值取向。《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兵书取得了“准经典”的地位，成为武举人研习和考试的重要内容。
武学罢废以后，也不断有人提出复建之议。名儒胡瑗上书宋仁宗指出：
顷岁吴育已建议兴武学，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废。今国子监直讲内，梅尧臣曾注《孙子》，大明深义，孙复而下，皆明经旨，臣曾任边陲丹州推官，颇知武事。若使尧臣等兼莅武学，每日只讲《论语》，使知忠、孝、仁、义之道，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于武臣子孙中选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习之，则一二十年之间，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学规矩》一卷进呈。[193]
胡瑗十分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在湖州教学之时，即将“好谈兵论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等分类群居，因材施教。[194]范仲淹经略陕西，曾辟他为丹州军事推官、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195]胡瑗提出复建武学，显然是希望按照儒、兵并用的思路，培养既明仁义，又具智略的将才。但是，他的这一建议同样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史料记述称，“时议难之”[196]，终未见行。
熙宁五年（1072）六月，同样是在枢密院的建议下，武学得以复置。这次武学规定，选取文武官员中通兵学者为教授，学习内容主要是诸家兵法、历代用兵事迹以及前世忠义之节等，愿意演习战阵的还可以量给兵伍。[197]宋徽宗崇宁年间，又令各州设武学。此后，除了两宋之际的战乱时期，武举和武学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并对与之同时的金朝和后世明、清诸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适应武学教学和武举取士的需要，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下诏校定“武经七书”，推动了兵学的长足发展。
武举和武学置而复废、废而复置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政策反复，而是文人士大夫选将育将思想与军事教育、将领选任制度不断互动的过程。北宋初期，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之下，儒学与兵学的冲突以及文人士大夫对武将、武事、兵书、兵学的排斥都很激烈，于是出现了武举和武学置而复废的状况。但是，随着边防形势的严峻，对将才的需求日益紧迫，文人官僚们的思想逐渐统一到培养韬略型将才上，他们对优秀将帅的认定标准渐趋一致，那就是，不仅要武勇出众，还要懂兵法、有韬略，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以仁、义、忠、信为信条，相对于这些标准，武勇甚至退居次要地位。这样一个思路决定了武举和武学的废而复置，也从根本上决定着武举和武学的形式、内容和成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