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制武”，是以“儒帅”统御武将，“儒帅”势必倾向于培养和选拔儒将，“儒将”思潮的发展为武举和武学的设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宋真宗时期，朝廷中开始出现恢复唐武举制的议论。咸平三年（1000），朝廷曾详定武举入官资序故事。[163]虽然这一制度最终并未施行，但这一时期，朝廷对被荐举武人的考核，已经将“策论”作为重要内容。杨亿文集中存有《咸平五年九月试武举人策一道》，其自注曰：“奉旨撰，试武举人王关。”[164]这说明对于武举人的选拔不单单较其武勇，也要考察其策论水平。景德二年（1005），宋廷恢复制科，其中“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才任边寄”两科即为将帅之选，考核方法是“试以制策，观其能否”[165]。
宋仁宗初年，国家和平日久，武备渐显废弛。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军队建设上的潜在危机，发出了兴办武举、预储将才的呼声。范仲淹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在天圣三年（1025）上书指出，真宗以来，开国宿将日渐凋零，新生代将领未经战阵，如果再发生澶渊之战那样的战争，后果将不可逆料。因此，范仲淹提出两点储备将才的建议：“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之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试以武事，迁其等差。壮士蒙知，必怀报效，列于边塞，足备非常。”而选拔壮士的方式就是恢复武举。他说：“至于尘埃之间，岂无壮士！宜复唐之武举，则英雄之辈愿在彀中。”[166]这两条建议显然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军事人才，第一条针对统管边疆事务的帅臣，第二条则是通过武举选拔战将。
两年之后，范仲淹在丁忧期间所作《上执政书》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深刻指出，“兵久不用，未必为福”，急需扭转承平日久造成的松懈麻痹，大力加强武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育将材”。他认为，应该改变“孙吴之书，禁而废学”的状况，通过多种途径培养通兵书、懂韬略的将才。首先是针对将门子弟，“可于忠孝之门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其次是对民间的壮士，“宜设武举，以收其遗”；再次是对朝廷中有才识的臣僚，“可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167]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下诏设立武举：“又置武举，以待方略智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若武举，则仍阅其骑射焉。”[168]在这次的武举考试规定中，主要是考核策论和武艺。策论以时务边防及经史所言兵事为问目，武艺则主要是步射和骑射技能。与唐代武举相比，策论是一个新的考核项目，并被置于重要地位。宝元三年（1040）规定，武举考试“以策问定去留，弓马定高下”[169]。这一规定后来为治平武举格所重申，成为宋代武举的重要准则。“以策问定去留”，就是将策论作为武举的首要条件，策论优者入，策论劣者淘汰。这就要求应举之人读经通史，善写文章，能对军事问题做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判断和分析，体现了宋初以来遴选“儒将”的思想主张。
天圣武举设立之后，兵书之禁并未解除。景祐元年（1034），时任绛州通判的富弼给宋仁宗上了一份奏议，对制科、武举等遴选武将的制度做了全面的检讨，提出开设武学的主张。(www.xing528.com)
富弼在奏议中说：
今选将之道，虽粗有律令，或列制科，或设武举，然皆法度龌龊，必未能致特起之士。何则？应制科者，必乐为贤良方正、材识兼茂，耻为将帅边寄之名，盖今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也。又考试者，欲使难其对，必求艰奥烦碎之事为问，故令所习不专为有用之学。既又限以日刻，责以文多，设有应者，视日足文之不暇，其暇究极韬略、运动谋猷哉？武举者，蹶张驰射，侪于卒伍，所得庸妄鄙浅，固不敢望得异士。但稍能警励有廉耻，则焉肯为卒伍之事乎？臣不知国家立此二道，姑欲示风采耶？必欲得将帅耶？示风采则可，如必欲选奇杰为将帅藩翰四方，则非臣所知。……而独于将帅不知术焉。岂不谓名武臣者便可为将帅焉？苟如是，卒然委以重兵，托以安危，则丘明所云可谓寒心，贾谊所云可谓痛哭者也。[170]
富弼认为，制科、武举以及原有的武臣体制都不足以遴选出优秀的将帅，原因有二。一是“法度龌龊”，考试的方式和内容不当，制科考的不是“有用之学”，武举考的是“蹶张驰射”。二是重文轻武的文化风尚。时人“重文雅而轻武节”，应制科者耻于将帅边寄之名，应武举者非能警励有廉耻之辈，吸引不到优秀人才。富弼建议从现有文武官中举任将才：“请诏近位及藩镇大臣，于文武官中各举明兵法、有威果、习练武略、堪任将帅者一二人，仍请不限品秩，不责罪过，……既而召置阙下，量与迁擢，随其品位，任于边塞重难之地，使其磨励，且以观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则取之有处，遣之不疑。与夫临事而命，命而不果，夐相远也。”这种观点与此前的儒将之议一样，试图在现有官僚体制中挑选将帅。事实上，富弼也明白，这样的方法只能备一时之用，而且大多是空论，落不到实处。因此，他提出建立“永久不易之制”，即设立武学，以兵书和史传培养具有儒学修养和军事理论素质的儒将。富弼说：
宜于太公庙建置武学，许文武官与白身岁得入补。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朝观夕览，无一日离乎兵战之业，虽曰不果，臣不信也。夫习武者，读太公、孙、吴、穰苴之术，亦犹儒者治五经，舍之则大本去矣。……必未能行于天下，且可行于学中，亦命杂读史传，令博知古今胜败之势，以辅助兵术。……兵术既精，史传既博，然后中年一校，三岁大比，当杂问兵术、史传之策，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是国家常有良将布于四方，夷狄、奸雄知我有大备，安敢轻动？动则威之。《军志》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又曰“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其要也。[171]
在富弼等人解禁兵书、设立武学主张的推动下，同时受到宋夏关系日趋紧张的驱动，宋廷逐渐解除对兵书的禁令。宝元二年（1039），宋仁宗命司天监与学士院重新核定禁书名目，《孙子》和历代史书中的天文、律历、五行志，以及《通典》所引诸家兵法等，都不再列为禁书。[172]庆历三年（1043）五月，宋仁宗诏令兴办武学，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教习诸家兵法。[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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