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立国以后，培养和选拔什么样的将领，如何培养和选拔，成为皇帝和文人官僚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从宋初开始，对勇武之士不定期地荐举考拔一直存在，对武艺的考核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但问题在于，按照这种方式选拔将领，得到的多是有武勇的粗人，与五代的悍将不会有什么区别，显然不符合宋廷控制武将以图久安的目的。因此，文人士大夫们的想法不约而同地转向选拔和任用儒将。
宋真宗即位之初，时任左正言、直史馆的孙何提出了“参用儒将”的建议。他说：“臣远祖武有言曰：‘将者，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他指出，“历代将帅，多出儒者”，如东汉的邓禹，三国的诸葛亮，西晋的羊祜、杜预，唐代的郭元振、狄仁杰、裴度，等等，这些儒将的共同特点是“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终之德，一时武臣未有出其右者”。在孙何看来，宋代当时的将领恰恰相反，“为将者又多武人崛起，军候稍迁，恩不足以怀杂虏，威不足以御群校，鲜有司马之兵法，韩信之谋画，亚夫之持重，关羽之勇敢。或逗留而玩寇，或险果而轻敌”。因此，他建议真宗“洞开城府，妙选公卿”，从文官中选择儒将，委以专权，“勿俾武人擅其权，勿使中使挠其事，阃外之漕挽一以付之，境内之租赋、榷利一以与之”。[155]对于孙何的建议，真宗“览而善之”[156]，即便真宗对“委以专权”的观点未必赞同，但任用儒将的意见显然是符合皇权需要的。孙何以孙子后人自居，多次重申这一主张。他说：“简择将帅，则莫若文武之内，参用谋臣。”[157]“伏乞于中外文武臣僚中，以将将之术，采赫赫之名，取其文武相资，智勇兼备者，盛其礼，重其权。使受命之初，可以耸动人听；出疆之日，可以震慑虏庭。”[158]由这些言论可见，文武兼资、智勇双全是孙何认可的儒将标准。
咸平二年（999），赵安仁也提出了与孙何类似的主张。他指出，当时军队数量多，但立功少，是因为“主将之无智略”，应该选用郤縠、杜预那样的“儒学之将”，这些人“洞究存亡，深知成败”，且“识君臣父子之道，知忠孝逆顺之理”，他主张从“有材武、知兵法”的士人中选取儒将。[159]赵安仁强调的是儒将另外两个方面的特质：一是思想认识较深刻，能洞悉历史发展大势，胜败存亡之理；二是懂得忠君，思想可靠。这两个方面不是才干问题，而是主要关乎“识”和“德”。
总之，至北宋中期，选择既具有儒家政治理念，忠君爱主，又知兵法、懂韬略的儒将已经成为流行的政治观念。在宋初的政治实践中，朝廷也已开始注重从文臣中选任武职。雍熙四年（987），宋太宗下诏，“举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为武秩，“以侍御史郑宣、司门员外郎刘墀、户部员外郎赵载并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开为崇仪使，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160]。不过，咸平三年（1000），当真宗下诏于在京朝官中选任武职时，田锡提出了疑议，他说：“盖见往年朝臣中求武勇者，得刘墀、郑宣等数人，刘墀以易州陷没契丹，郑宣卒无劳效。今又朝臣中求人，臣虑朝臣中武勇者少，设使有武勇，多不愿在武职。”可见，田锡对太宗朝从文臣中选任武职的效果并不满意，而且认为，鄙武之风日胜，文臣中很少有人愿就武职。他提出：“若求骑射之艺，勇猛之人，兵法中自有选求之法，便求得人，但要有智谋者指使之而已。所谓获兔者犬，指踪者人也。况善用兵者，人无勇怯，以智略使之，则怯者有勇。”[161]这实际上是将有智略的帅臣和有武勇的将领分别开来，以将领为鹰犬，以帅臣为指踪之人。(www.xing528.com)
后来成为陕西文帅之一的夏竦更明确地阐述了将帅二分的观点。他说：
任文儒则惧其畏懦，任英武则防其跋扈，任刚勇则虑其寡谋，任庸鄙则恐其败事。是则幅员万里，殆无将业，岂其选任，殚乏良规？但赳赳之夫，良多客气，既昧今古，孰知成败？春秋郤縠为将，敦诗说礼；战国孙吴论兵，文动辞采。汉兴曹参、赵充国、祭遵、卢植，魏晋诸葛武侯、杜预、羊祜，唐李靖、郭元振、裴度，或立战功，或为名将。观其武略，抑资文术。以是而观，可否自分。前事元龟，后之法则。但能精选文臣，材兼智勇，若多识前贤事迹，必资通变机筹。授之斧钺，临事可裁。然后旁选英雄，列为裨佐。以勇佐谋，舒急相济，谋者足以制敌，勇者足以冠军。二者有方，则师律正矣。[162]
这种二分之法，将儒将定格为儒帅，从文臣中选择“材兼智勇”之人为统帅，以武勇之人为将，这样就可以“以勇佐谋”，“谋者足以制敌，勇者足以冠军”。事实上，宋仁宗时的宋夏战争中，以文人为帅臣，以武将管军的“以文制武”体制，遵循的正是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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