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与兵制改革：重塑朝纲的助推力

王安石对募兵之弊有着充分认识。他认为，募兵制是“五代乱亡之遗法”^[109]，“恃募兵以为国，终非所以安宗庙、社稷。今五代之弊根实未能除”^[110]。宋神宗对此也颇为认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熙宁四年（1071）朝议的一段对话：“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111]在熙宁年间推行变法中，王安石将兵制改革置于优先地位。他说：“天下困敝，惟兵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112]反之，“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113]。

王安石兵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发展民兵制。一方面加强陕西、河东、河北等地乡兵建设，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保甲法。

对宋仁宗以来发展乡兵的做法，王安石给予肯定和支持。熙宁初，朝廷就义勇上番问题展开讨论。陈升之、吕公弼、文彦博等抱有疑虑，王安石强力辩驳，他对神宗说：“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不然，无补也。”熙宁三年（1070），蔡挺奏请按照府兵遗法，以义勇番戍^[114]，王安石因进呈蔡挺奏议，向神宗进言：“募兵未可全罢，民兵可渐复，虽府界亦可为。至于广南，尤不可缓。”^[115]在王安石的支持下，蔡挺的建议得到批准，陕西泾、渭、仪、原四州义勇分番教阅，随后行之诸路。其时，三路义勇共计四十二万三千五百人。元丰四年（1081），开封府和五路义勇并改为保甲。^[116]

保甲法是王安石兵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推行保甲法最初是为了维护京畿治安，但王安石的深层用意却是“宿兵而藏诸用”^[117]，使保甲与募兵相互补充，强兵节财。他曾对神宗说：“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渐与约免税，上番代巡检下兵士，又令都、副保正能捕贼者奖之，或使为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118]

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宋廷颁布《畿县保甲条制》：“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材干、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仍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119]后来，保甲的编制陆续有所变化，改为五户为一保，二十五户为一大保，二百五十户为一都保。在开封府、河北、河东、陕西等地，保丁农闲时分番教阅，历时一月至四月不等。熙宁五年（1072），保甲开始在各地巡检司上番，在巡检管辖下“教习武艺”，“出入巡警”^[120]。熙宁七年（1074），“诏义勇、保甲令三路提举官详定教阅武艺阵队法”^[121]。元丰二年（1079），行“府界集教大保长法”^[122]。大保长教成之后，转充教头，对保丁进行“团教”。据元丰四年（1081）统计，开封与五路教阅的保甲人数达六十九万人之多。^[123]

保甲法的施行一直受到保守派官僚的抵制，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主张罢废保甲。保甲虽未完全废止，但组织训练日渐松弛。宋哲宗、徽宗时努力恢复保甲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如李纲所言：“十余年来，降指挥以免教阅，其法遂废，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124]

保甲法的失败标志着北宋募兵制改革的失败。那么，是不是说民兵制劣于募兵制，或者说募兵制是历史必然，民兵制是开历史倒车呢？在保甲法实施之前，宋神宗曾“与执政反覆相论难义勇、弓社、民兵等事者数矣”^[125]。在保甲法推行的过程中，也不断有反对意见和辩难之声。《宋史·兵志六》存录了关于保甲法的主要争论，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探知保甲法思想和实践的脉络，进而理解募兵制变革的利弊得失。

各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保甲法是否妨农。

从兵农相分到兵农合一，宋神宗担心民兵制影响农业生产。熙宁三年（1070），他与王安石就此做过讨论：“上曰：‘民兵虽善，止是妨农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农为兵，因乡遂寓军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须有事乃发之以战守，其妨农之时少。’”^[126]王安石虽然否定了民兵“妨农”之说，但事实上，保甲法给百姓造成的负担还是很重的。熙宁七年（1074），司马光上书，批评朝政六大阙失，其中第五点就是“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127]。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上书乞罢保甲，首要理由就是保甲妨农，“农民半为兵也”，“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也”。他还指出，推行保甲法的过程中，各级官吏的侵渔也加剧了保丁的负担，“事既草创，调发无法，比户骚扰，不遗一家。又巡检、指使，按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少不副意，妄加鞭挞，蚕食行伍，不知纪极。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无以供亿，愁苦困弊，靡所投诉，流移四方，襁属盈路”^[128]。司马光所言或许有过当之处，但从当时史料记载及臣僚奏议反映的情况来看，保甲法对百姓生活和生产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

究其根本，宋代民兵制与府兵制有很大不同，府兵制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相须为用，均田制被破坏后，府兵制也难以为继，宋代实行民兵制则以不改变土地和赋役制度为前提。关于新兵制是否需要依托租庸调制，宋神宗曾与王安石有过讨论：“帝谓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则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无租庸调法，亦自可为。’”^[129]王安石认为，义勇、土兵等的粮食、军资都由国家供应，并不需要依托租庸调制。此说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却势必加重百姓负担。正如苏辙所言：“三代之民，受田于官，官之所以养之者厚，故出身为兵而无怨。今民买田以耕，而后得食，官之所以养之者薄，而欲责其为兵，其势不可得矣。盖自唐以来，民以租庸调与官，而免于为兵。今租庸调变而为两税，则两税之中兵费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纳钱免役也，以为终身不复为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于捕盗则用为耆长、壮丁，于催税则用为户长、里正，于巡防则用为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将何以堪之。”^[130]

王安石对保甲法的巨大阻力并非没有认识，他说：“大抵保甲法，上自执政大臣，中则两制，下则盗贼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但是，他固执地认为，普通百姓是支持保甲法的，即便有斩断手指以躲避为保丁的人，也是个别现象。^[131]王安石认为，既然要变法，大利之中就不能没有小害，因而，他对保甲法给民众造成的负担不以为意，认为只要“以势驱之，人不得已，久之自听服，习以为常尔”^[132]。这就使得保甲法建立在民情汹涌的基础上，很难取得成功。(www.xing528.com)

二是保甲法是否可恃为战守。

实行保甲法，能否达到强兵的目的，是宋神宗考量的重点。他曾有所疑虑，认为“民兵未可恃以战守”，王安石的回答是：“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尔。”^[133]王安石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无论是募兵还是民兵，并非军队战斗力强弱的唯一决定因素，然而，保甲等民兵要形成战斗力，也并非只需选用优秀将帅即可，而是牵涉选练教阅、军纪军法、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问题。王安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主张“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宋神宗也认为，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134]。从熙宁三年（1070）开始，保甲法逐渐推行，法制不断调整完善，但遗憾的是，终北宋之世，保甲一直没能作为正规军使用，充其量承担“守城”“馈运”等差使。《文献通考》说保甲法“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于军实”^[135]，也是较为客观的评价。

三是保甲法能否节财。

北宋实行保甲法的目的之一是减兵节财，如王安石所说：“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136]他为宋神宗算过一笔账，减正兵六千人，可募保甲十万余人，每年还能节省十万贯的钱粮。^[137]熙宁六年（1073），宋神宗再次提出财用问题，王安石说：“保甲、义勇，乃须计置减募兵，以其粮米供之，如府界罢四千兵，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所费之十三。”^[138]

武装保甲等民兵的费用自然比募兵低得多，但是，以民兵取代正兵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正兵不能裁减，民兵又需不菲的花费，国家总的军费支出是增加的。因此，宋哲宗初年，司马光这样批评道：“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靡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139]南宋叶適的评论更为切要，他说：“至于绍圣以后，则又甚矣。保甲复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并弱。大观、政和中，保甲之数至六七十万，二法皆弊，名具实亡，故军制大坏，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为盗贼。”^[140]

四是民皆习兵的风险。

民兵制与募兵制的根本差异在于寓兵于民，普通民众皆可习兵。对于这一点，封建君主和臣僚有着不同认识。司马光认为：“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家承平百有余年，四夷顺服，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忽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见者孰不惊骇？耆旧叹息，以为不祥。”^[141]他以百姓习兵为不祥，主要是担心百姓有能力反叛。王安石则认为，应该使民“尽习兵”^[142]。他说：“民所以多僻，以散故也。……保甲立，则亦所以使民不散，不散，则奸宄固宜少。”^[143]“民散则多事，什伍之则无事。”^[144]“保甲须渐令严密，纵使其间有浮浪凶恶人，不胜良民之众，即不能为害。”^[145]官僚士人中也有人持这种意见，如苏轼就主张“平民皆习于兵”^[146]。

从理论上讲，保甲法的功用之一即为防奸除盗、维护统治秩序，但是，在政权稳定的时候，这套制度尚能维持，一旦社会失序，民皆习兵的保甲制很可能从维护统治的工具变为覆亡王朝的利剑。宋神宗末年，保甲变乱的情况时有发生，就部分印证了这一点。司马光在乞罢保甲法的奏疏中说：“设保甲、保马本欲除盗，乃更资盗也。”“夫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147]

再者，民兵制使“百姓习兵”，意味着消解募兵制兵民分离的“百代之利”，这与宋代祖宗之法的立意是相背离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史书这样评价他主导的兵制改革：“太祖皇帝惩唐末、五代之乱，始为军制，联营厚禄，以收才武之士。宿重兵于京师，以消四方不轨之气，番休互迁，使不得久而生变，故百余年天下无事。虽汉、唐盛时，不可以为比。养兵之费，一出于民，而御戎捍寇，民不知有金革之事。安石曾不深究，而轻议变易，苟欲以三代之法行之于今，盖不思本末不相称，而利害异也。世议不以为然，后卒改焉。”^[148]“本末不相称”“利害异”，指的就是“百姓习兵”这把双刃剑可能威胁统治秩序的一面。

从以上几点来看，保甲法存在诸多问题，客观上也并没有达到强兵节财的目的，但是，这些也并不能说明募兵制优于民兵制。因为一种制度的好坏，不能单从理论上讲，还要看它是否有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否很好地贯彻实施。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河东、河北征籍义勇，苏舜钦评论道：“议者纷揉，莫可适从。欲蠲其租役，则国用不充；给之利器，恐因而生变。告令不一，措置乖方，条教虽下，而莫能循守。始令自卫疆土，既而驱之向敌矣；始令农隙以讲［武］，既而黥墨之矣。人情不聊，远近骚动。”^[149]保甲法较征籍义勇范围更广、难度更大，面临的问题也更为复杂。正如王安石所说，保甲法关系“大利害”，“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则搔之以追呼，骇之以调发，而民心摇矣”。^[150]保甲法的失败确实有“非其人”的问题。一方面，政局变化，王安石下台，宋神宗去世，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全面否定变法。另一方面，保甲法推行过程中，各层官吏、保长、保正等对保丁过度劳扰，苛酷盘剥，也招致保丁不满。

保甲法之所以最终失败，与宋神宗的态度也有直接关系。作为兵制变革的主导者，宋神宗曾认为，“以耒耜养生，以弧矢防患，生民之道如此而已”^[151]，这是他支持民兵制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肯定募兵制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称赞募兵制是“弭乱”之法^[152]，使“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153]。这又使他不能彻底地推行民兵制。因此，在王安石去位后，在何种程度上实行民兵制，民兵制如何与募兵制相参为用，成为随各方政治力量博弈而不断变化的问题。尤其在元丰年间，保甲法推行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民间小规模起义此起彼伏，苏辙甚至认为土崩之势已成^[154]，在这种情况下，民兵制已经缺少从容发展的土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