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前的救弊尝试

随着募兵制弊端的出现，关于募兵制改革的讨论也越来越多。王安石变法之前，宋廷进行了一些救弊的尝试。募兵制最显然的弊端是冗兵，因此最初的解决思路是裁汰军队。自宋真宗时期开始，裁军之议便不绝于书。大臣们普遍认为，兵在精而不在多，只要遴选得力的将领，加强训练，并不需要广为招募。真宗初即位，王禹偁就提出了“减冗兵”的问题，主张“经制兵赋，如开宝中”。^[82]庆历年间，朝廷为裁军问题多次争论，韩琦、范仲淹、张方平、文彦博、庞籍等都曾提议裁汰冗兵。^[83]裁军之议也遇到一定阻力，主要是担心引发兵变。宋神宗初期，陈升之提出将禁军中四十岁以上疲弱者裁减衣粮。这一提议遭到吕公弼的反对，理由是“于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司马光也担心“人情惶惑，大致愁怨”。^[84]

募兵制的问题，并非单单裁军所能解决，更何况，裁军并不能顺利持久地施行，即便一时裁减了军队，一旦边防紧张或者遇荒年，又会大量招募新兵，军队规模依然会膨胀。因此，文臣官僚们纷纷提出改革军制的主张，几乎所有的高级臣僚都参与过这一讨论。

作为对募兵制的反动，兵制改革的思路不约而同地转向兵农合一之制。有的儒家学者认为，西周井田制基础上的六军之制是最理想的制度。程颢、张载等都积极倡导此说，张载还曾身体力行进行井田制的试验。但是，更多的人认识到时代已经变化，不可能回到三代之制。他们认为，在历史上的兵民合一之制中，隋唐府兵制最为理想。如黄裳所言：“府兵之制，无事则耕，番上则卫，有事则战。故其既事，将归于朝，兵复于府，介胄戎器，敛藏于库。将不擅权，士不失业，此府兵之利也。”^[85]毕仲游也说：“惟唐府兵之制，无事则耕于野，有事则出于征，事办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而天下无宿兵之费。”^[86]总之，府兵制既可规避募兵制耗费巨大的弊端，又有时代相近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成为北宋中期募兵制改革的主流意见。

即便同样认可府兵制，宋人的兵制改革思想也不尽相同，其主要差别在于是否实行府兵制所依托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毕仲游、苏舜钦等认为，应当仿唐府兵制，以授田为基础。^[87]这种意见与“复井田”一样，缺少可实现的现实基础。因此，另一种意见逐渐成为主流，即实行类似府兵制的民兵制。如吕陶说：“天下皆知兵之为弊，而欲救之者必曰复府兵也。府兵之法，废坏已久，臣愚窃知其不可复矣，田不足以处兵，而兵不可使之耕也。然有近于府兵者，可举其法而用之，三路之民兵是也。”^[88]也就是说，最可行的是民兵制，兵出于农，但不以均田为前提。

宋人对民兵的重视首先表现在边防实践中。在与西夏、辽的军事对峙中，禁军战斗力弱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相反，以沿边当地居民为兵源的土兵^[89]却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边防将帅普遍认识到土兵较禁军更有优势，加强土兵建设成为北宋朝廷比较一致的意见。咸平三年（1000）春，真宗下手诏访知开封府钱若水备御边寇、剪灭蕃戎之策。钱若水提出了五个备边之策，其中之一就是“募乡兵”。他说：“夫今之所患，在不知敌情。望陛下召边民为招收军，给与粮赐，蠲其赋租。彼缘两地之中，各有亲族，使其怀惠，来布心腹。彼若举兵，此必预知之，事苟预知，则百战百胜矣。”^[90]景德年间，陈贯曾谏言，禁军久不识战，“莫若募土人隶本军，又籍民丁为府兵，使北兵捍狄，西兵捍戎，不独审练敌情，熟习地形，且皆乐战斗，无矫心”^[91]。可见，重视土兵以及设立府兵的思路在真宗时已初具雏形。仁宗天圣六年（1028），时任河北转运副使的王沿提议以河北强壮逐渐代替就粮禁军。^[92]景祐四年（1037），张方平上《刍荛集》，其中《民兵》篇论发展乡军，同时削减禁军数量。^[93]

宝元年间，宋夏战争爆发，夏竦出任边帅，提出“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94]的主张。这一提议已得到朝廷批准，却遭到知河中府、龙图阁直学士杨偕的反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以夏竦的失败而告终。^[95]夏竦增募土兵之议并非改变既有军制，而是使兵员本地化，解决“东兵”战斗力不强的问题。这一增募土兵之议虽然搁浅，但在战争实践中，土兵的优势越来越受到重视，不断有人提出加强土兵的建议。康定元年（1040），同知枢密院事陈执中提出“广土兵，减骑卒”^[96]，与此同时，知制诰王拱辰出使契丹还，“见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军而畏土丁”，也建议增募土兵。于是，朝廷命河北添补强壮。^[97]

扩充乡兵，或从土人中招募禁军，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军队战斗力，但无助于解决募兵造成的财政困境。因此，有人主张从兵制上加以改变。尹洙就是兵制改革的倡导者。早在宋夏战争之前，尹洙就提出了在西北置府兵的主张。他说：“为今之计，莫若籍丁民为兵，拟唐置府，颇损其数。唐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料京兆西北数郡，上户可十余万，中家半之，当得兵六七万。今边鄙虽有其制，然极塞数郡，民籍寡少，不足备敌。质其赋无他易，赋以帛名者不易以五谷。畜马者又蠲其杂徭。民幸于庇宗，乐于隶籍。农隙讲事，登材武者为什长、队正，盛秋旬阅，常若寇至。以关内、河东劲兵傅之，尽罢京师劲旅。”^[98]尹洙所谓“拟唐置府”，就是将沿边居民组织起来，政府免除其赋役，按比例征兵，农隙讲武，以备战斗。这实际上是对原有乡兵之制的扩展和规范，与唐代“府兵”并无多少相同之处，主要目的是兵农合一，降低养兵费用。宋夏战争爆发后，尹洙进一步提议招募土兵。他说：“方今之宜，莫若于秦、晋、赵、魏、齐、鲁之间置土军三十万，度州县版籍丁民之数而分其部伍，择闾里富强武力之人而列为将校。每岁农隙，督之讲肄，举汉世故事，命郡将临试。……无事则俾之力田，有警则发之御寇，县官无尺帛斗粟之费，而享富国强兵之利矣。”^[99]尹洙作为西北前线的一位重要官员，他的主张代表了一批边帅的意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www.xing528.com)

庆历二年（1042）是北宋兵制变化较大的一年。因西夏战事紧张，韩琦提出拣刺土兵。他说：“拣刺土兵，人皆知为当今之利，顾无敢发明者，虑生事己有责耳。”韩琦的主张与夏竦一样，都是从土兵中拣刺禁军。在增兵方式上，既采用“籍民为兵”的征兵法，又给予“招军例物”和其他募兵制的待遇。这次拣刺土兵的规模较大，从弓箭手中拣刺保捷军一百八十五指挥。^[100]陕西的原有乡兵保毅军也增加至三十一指挥。

这一年兵制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在河北、河东等地建立义勇军。义勇仍属乡兵，从强壮及民丁中选取，涅手背，每年分两番训练。^[101]义勇军规模较大，庆历初，河北路共计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人，河东路共计七万七千七十九人。庆历四年（1044），韩琦与范仲淹上书说：“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然未建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号令不一。须别选知州、知县、县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敌可用，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102]显然，在他们的构想中，按照“府兵制”的模式对义勇加以规范化，建官立制，加强训练，义勇将成为一支至关重要的武装力量。

治平元年（1064），又籍陕西义勇。从主户及乡兵中征兵，共得义勇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103]这次拣刺义勇也出自韩琦的提议。韩琦在上疏中说：“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方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104]可见，陕西义勇的建立虽然比河北、河东晚了二十年，但仍是韩琦“府兵制”布局的一部分，与河北、河东一体，形成沿边防御的重要军事力量。尽管这次籍义勇遭到司马光的强烈反对，但“帝弗听。于是三路乡兵，唯义勇为最盛”^[105]。

宋夏战争结束后，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提出了改革兵制的设想。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答诏条陈十事》，其中第七事即为“修武备”，主张在京畿地区仿行府兵制，加强京师防卫：“请约唐之法，先于畿内并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人，充京畿卫士。得五万人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范仲淹认为这是“强兵节财之要”，可在京畿率先推行，然后推行到全国。^[106]从范仲淹简要勾勒的设想来看，他的长远目标是构建全国性的兵农合一之制，部分替代募兵制。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主政大臣的一致反对。在庆历新政的各项主张中，“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107]。这也说明，募兵制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大规模兵制改革在当时尚未形成共识。

总之，宋神宗即位前，关于募兵制改革的议论已有很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一直没有大的成效。正如苏轼所说：“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108]王安石熙宁年间推行变法，最终使募兵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