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四种。禁兵是“天子之卫兵”，主要负责驻守京城、戍防边疆要地以及出征作战。厢兵是“诸州之镇兵”，由军事素质相对较差的兵员组成，“虽或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42]，主要职责是军事营建、后勤，维护地方治安，处理官衙吏务，等等。禁兵和厢兵是宋代军队的主体，都采用募兵制。乡兵和蕃兵由内地或边疆居民征籍而成，也有一部分采用招募制。
宋代募兵制的第一个特点是国家募兵。唐末五代，募兵由大小军阀主导，军队是他们割据称雄的工具。诚如苏辙所言：“昔唐季五代之乱，其乱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隶其将，大者数十万人，而小者不下数万，抚循鞠养，美衣丰食，同其甘苦而顺其好恶，甚者养以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当其时，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从，而听其将。而将之所为，虽有大奸不义，而无所违拒。故其乱也，奸臣擅命，拥兵而不可制。”[43]因此，宋代实行募兵制，最重要的就是矫正唐末五代将领专兵之弊，实行国家募兵，将募兵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宋代募兵制，“凡召募、廪给、训练、屯戍、拣选补之政，皆枢密院掌之”。每有募兵，一般经由三衙将帅或朝臣提议，枢密院、中书商议决定，皇帝下旨，由地方长吏、都监等进行招募。遇有战事，则由朝廷派遣专员负责募兵。“凡召募兵者，所在设旗给赏，长吏、都监专视之，遣吏部送阙下，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使坐隶诸军。其自下军而升入上军者，自上军而入诸班直者，皆临轩亲阅。”[44]对于兵员的标准，朝廷也有统一规定。一开始是挑选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后来则以“等杖”代替。在严密的制度约束下，募兵不再是将领的私兵，而是天子亲兵。如李清臣所言：“举天下之卒，凡可以胜甲荷戟者，名之曰‘禁兵’，则皆天子之卫，非人臣所得而有也。……补一小校，汰一羸老，必奏籍于中而俟上命，以消杀四方之异志。故天下兵柄外不在藩镇，内不在强臣，不委宦臣，不倚近戚，利权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45]
宋代募兵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养兵弭乱。募兵脱离农业生产，成为职业军人，具有兵民分离的性质。宋统治者最初并未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反而有意利用这一特性。《宋史·兵志七》中说：“召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国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当其无事时，虽不无爵赏衣廪之费，一有征讨，则以之力战斗，给漕挽，而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46]在土人、营伍子弟、饥民、罪隶等四个兵源群体中，饥民是宋代募兵制重点收编的对象。每遇灾荒之年，就会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饥民，“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因此，“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47]这类荒年募兵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宋真宗时，潭州饥荒，官府“募兵置籍，强梁亡赖者悉拘于军”[48]；宋仁宗皇祐年间，河北发生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募以为兵，“拔其尤壮者得九指挥”[49]，等等。南宋时期，募饥民防盗仍然是一个重要思路。吴儆在《论募兵》一文中说：“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盖饥困之民不能为盗，而或至于相率而蚁聚者，必有以倡之。闾里之间，桀黠强悍之人不事生业，而其智与力足以为暴者，皆盗之倡也。因其饥困之际，重其衣食之资，募以为兵，则其势宜乐从。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50]饥民之外，其他失去生产资料的游民也是募兵的对象。如，江南初定之时，大力裁汰南唐李氏所度僧众，至于十减六七。胡旦建策：“彼无田庐可归，将聚而为盗。”[51]于是，将这些人悉数黥为募兵。(www.xing528.com)
将失业农民、流氓无产者、有罪配隶等失职犷悍之徒收入军队，一方面消除了社会动乱的隐患，另一方面可对这些人进行军事管理和训练，使之成为保卫国家的职业军人，可谓一石二鸟。宋太祖就曾宣称：“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52]在他看来，募兵制使兵和民两个集团的动乱无法联动，从而降低社会动乱风险，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宋神宗对募兵制的这一深意颇有领会，他说：“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重禄尊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弭乱。”[53]在元丰五年（1082）的一段论述中，他讲得更为明确：“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54]
宋代募兵制的第三个特点是终身制。五代虽然实行募兵制，“为兵者不复知农耕之事，惟坐而待食，仰给县官”[55]，但是，五代政权更迭频繁，募兵并无终身制问题。宋代则不然，终身制成为募兵制的重要特征。一般而言，青壮男子二十岁从军，至于六十一岁可减为剩员，至七十岁则停放为民（各时期各级别减为剩员及停放时间不同，此为大略）。
宋代募兵终身制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军人多为失职犷悍之徒，只有将这些人管制在军队中，才能达到“弭乱”的目的。终身制是朝廷“养兵之利”的必然代价。二是募兵从军后一切“仰给于官”，如果放令为民，生计无法保障，会造成新的不安定因素。如苏轼所说：“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托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56]宋代因裁军造成兵变的情况并不少见，每次议论裁军，对兵变的顾虑都是一个重要的掣肘因素。三是宋代厢军承担着大量劳役，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与用兵作战关系较为疏远，却为军队和官僚机构运转所必需，逐渐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无法裁撤不用。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兵员易进难退，募兵终身制成为宋代兵制的一个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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