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军制[24]在北宋将兵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军队内部层级较少，利于高效管理和指挥。但南北易代之际，军队重建、战事扰攘，武将的权势有了很大提升，北宋严守的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军事集权体制遭到破坏。如何有效掌控兵权，实现兵权的君主集权，成为南宋王朝站稳脚跟后的一大重要议题。南宋军制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宋廷试图重新牢固掌握兵权的过程。
南宋初年，三衙禁军事实上已不存在，宋廷设御营司以统诸将，以宰相和执政大臣任御营使和御营副使。但事实上，兵权为统兵将帅所掌握，御营司对军队缺乏真正的掌控力。建炎三年（1129）苗（傅）、刘（正彦）兵变的发生，更加凸显出这一问题。因此，苗、刘兵变虽然依靠韩世忠、张俊等武将得以平定，但宋高宗对武将的疑忌也由此根深蒂固，削夺大将兵权的欲望越发强烈。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说：“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高宗之见废于苗、刘而益疑，其情易见矣。”[25]
建炎四年（1130），御营军改为神武诸军。韩世忠、张俊统辖的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辛企宗统辖的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刘光世的御营副使军改为御前巡卫军。神武诸军中，韩世忠任神武左军都统制，张俊任神武右军都统制。绍兴二年（1132），杨沂中为神武中军统制，神武中军实际上成为宋高宗的宿卫亲军。神武前军和神武后军的番号屡有变化，绍兴三年（1133），岳飞军改为神武后军，岳飞任统制。此外，吴玠因屡立战功，成为川陕军区的主帅。
御营军改为神武诸军的同时，宋廷采纳宰相范宗尹的意见，在宋金交界的淮南东、西路，京西南、北路，荆湖北路和陕西部分地区设镇抚使，整编这些地方的抗金力量和地方武装。从建炎四年起，宋廷先后设立二十镇，任命了三十九个镇抚使。[26]镇抚使掌管当地府、州、军的政权、兵权和财权，实际上是“稍复藩镇之法”。尽管宋廷以之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也采取了一些防范和牵制措施，如限制辖区，通过分化、众建等削弱镇抚使权力，等等，但这一制度毕竟带来了藩镇割据的风险，尤其是以豪酋、溃将为镇抚使，在朝臣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绍兴三年以后，逐渐罢废各镇。
绍兴五年（1135），宋廷将神武诸军改为行营护军。韩世忠军为行营前护军，岳飞军为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为行营左护军，吴玠军为行营右护军，张俊军为行营中护军。五大帅同时担任宣抚使、招讨使之职，拥有自己的精锐亲军、亲信部将和各级参谋人员。他们权势很大，威信很高，以至民间常以岳家军、韩家军等指称他们的军队。这种状况对于抗金作战是好事，对于皇权专制却是坏事。五代军阀混战的历史记忆、宋初抑制武将的祖宗之法以及苗、刘之变的痛切经历，促使宋高宗及文臣们不断想方设法改变这一局面。
一方面，与金军、伪齐对抗，稳固政权，需要有能力的将领，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将领权势过大、功高震主，宋高宗一度处于比较矛盾的状态。绍兴三年（1133），宋高宗曾对辅臣说：“议者多言诸大将不宜益兵。汉高祖定天下，诸将兵至十数万，未尝以为疑，故能成功。今刘光世、韩世忠兵才各五万，张俊不满三万，议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时宜也。”[27]绍兴六年（1136），宋对伪齐作战获胜，宋高宗对宰相赵鼎说：“刘麟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28]但是，即便有些将领表现出“尊朝廷”的姿态，他们手中的军权仍使高宗寝食难安，将帅的功劳越大、权力越大，高宗的疑忌之心也就越重。绍兴七年（1137）的“淮西之变”，成为宋高宗“收兵权”道路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宋高宗对功勋卓著的岳飞一度十分器重，绍兴七年初，单独召见岳飞，委以中兴北伐之事，表示除张俊、韩世忠军队外，其余军队并受岳飞节制。尤其是淮西宣抚使刘光世所统行营左护军五万二千余人，将交由岳飞统率，作为北伐的重要基干力量。高宗在给淮西军将领王德的手诏中说，“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令王德听从岳飞节制，以雪国家之耻。[29]但是，时隔不久，宋廷解除刘光世兵柄，却并未将军队交给岳飞，而是以文臣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该军。吕祉不谙军事，将领不服，内部矛盾激化。绍兴七年八月，副都统制郦琼、王世忠等发动叛乱，杀死吕祉，率四万余众投降伪齐，是为“淮西之变”。“淮西之变”的发生，根本原因是朝廷处置不当，不愿意将军权交予岳飞，同时也与秦桧开始主和议，宋高宗北伐意愿减弱有关。这一过程中，岳飞不满于宋高宗和张浚等的出尔反尔，愤而辞职，又反过来加重了宋高宗的疑忌，坚定了他夺兵权的决心。(www.xing528.com)
“淮西之变”的次年，岳飞以防御地面辽阔，要求增兵，宋高宗表示：“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日事势虽未至此，然与其添与大将，不若别置数项军马，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30]所谓“难于分合”，并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顾忌岳飞兵权扩张，尾大不掉。这年五月，兵部员外郎张戒入对，论及“将权太重”的问题，宋高宗对张戒说：“若言跋扈则无迹，兵虽多，然聚则强，分则弱，虽欲分，未可也。”[31]由此可以看出，宋高宗并非不懂兵分势弱的道理，夺权分兵无异于自毁长城。而且当时诸将并无明显的跋扈之迹，贸然削兵权也不合适。针对这一棘手问题，张戒提出了“擢偏裨”的削兵权之“术”。所谓“擢偏裨”，就是通过提拔各大帅的属将，分散大帅军权，“吴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杨沂中建节，而张俊势分，自然之理也”[32]。这一主张隐蔽而巧妙，正中宋高宗下怀，张戒也因此被擢升为监察御史。
宋高宗很清楚，尽管有些削兵权之“术”可以采用，但“削兵权”最重要的前提是与金议和。因此，秦桧上台后，随着宋金和议的推进，宋廷也加快了“削兵权”的步伐。绍兴八年（1138）末，和议初成，秦桧便“欲撤武备，尽夺诸将兵权”[33]，因参知政事李光力争而作罢。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金军刚刚北撤，决定议和，宋高宗就迫不及待地采取了行动。他以论功行赏为名，将岳飞、韩世忠、张俊等召至临安，以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剥夺了他们的兵权。七月，又解除了刘锜的兵权。这实际上是宋朝的又一次“杯酒释兵权”。
解除诸大将兵柄后，宋廷对军制做了新的调整，罢淮西、淮东、京湖三宣抚司，取消各行营护军番号，“分命三大帅军中列校，使各统所部，自为一军。更其衔曰统制御前军马，凡其所统，升黜赏罚，得专达之”[34]。自川陕地区至长江沿岸，先后设立十个都统制司，加上三衙三支军队，共十三支屯驻大军，成为南宋的正规军。沿边十支屯驻大军，寓有分散兵力、防范武将坐大之意。而重建三衙三军，则是为了加强首都临安的防御，与御前诸军形成内外相制之势。屯驻大军的统兵官为都统制，乾道三年（1167），设立副都统制，主要目的是防止主将专权。宋孝宗坦陈：“江上诸军各置副都统一员，令兼领军事。岂惟储他日统帅，亦使主将有顾忌，不敢专擅作过。”[35]
南宋中期以后，兵制演变依然沿着君主集权和将领分权的路径行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恢复和加强了以文制武体制。一般以文臣担任宣抚使、制置使等，逐渐剥夺了各屯驻大军都统制的指挥权。宋孝宗至宁宗前期，以文臣节制、监督武将的举措并不能很好地贯彻，各军都统制仍有很大权力。开禧北伐失败后，宋廷逐步加强制置使、安抚制置使、宣抚使等统兵体制，削弱武将兵权。二是在各屯驻大军之外，创设各种名目的新军。南宋初年，出于维护地方治安或增强边防的需要，增设了各种名目的新军，如楚州武锋军、潭州飞虎军、扬州强勇军，等等。开禧北伐失败后，屯驻大军的腐败无能显露无遗，另募新军之风更盛，有些军队的规模和实力很强，逐渐取得了与正规军相似的地位，同时也使兵权更加分散。
南宋军制的调整，虽然起到了防范武臣专制的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文臣独相，兼任枢密使之职，统揽军政、民政、财政的局面，这同样对皇权造成了威胁。宋理宗时，牟子才曾说：“首蜀尾吴，几二万里。今两淮惟贾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为寒心。”[36]在皇帝无法掌控军权的情况下，权相对皇权的威胁似乎较悍将为小，但从军事的角度看，削夺将权必然损害军队的战斗力，加速王朝的危亡。正如叶適所指出的：“收藩镇之重势，而人主聚兵以自将为名，竭天下之力以养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专于诸将矣，则四顾茫然，无所统一。于是内则常忧其自为变，而外不足以制患。”[37]在削兵权与御外侮之间，南宋终究没能成功地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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