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宋初禁军的部署奉行内外相制的原则。宋神宗对这一要旨领悟颇深，他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因于此。”[14]不惟如此，内外相制还贯穿于兵力部署的更多方面。《历代兵制》卷八中说：“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
所谓“内外相制”，就是保持京城内外、开封府畿内外以及各地驻军的兵力制衡，避免因一方坐大而引发动乱。这一原则不仅在宋初的制度设计中明确体现，在宋朝历代政治实践中都得以奉行不悖。王曾瑜先生对宋仁宗时期禁军驻防情况进行统计，研究发现，禁军主要屯扎在北方，南方驻军相对较少，甚至有很多州没有禁军，这体现的是居重驭轻的原则。就北方而言，开封府界驻军最多，即便因为宋夏战争，西北地区驻军增加，开封的兵力也比北方任何一路都要强得多，足以“内外相制”。就三衙兵力分布而言，殿前司的禁军主要屯驻在开封及其附近，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司的禁军分布范围较广。由于三衙禁军的分布是插花式的，很多州府往往同驻三衙或马、步司的禁军，实际上也起着相互制约的作用。总之，宋代的兵力布局，处处体现着内外相制、分权制衡的原则。[15]
自宋太祖朝开始，禁军还实行更戍之法。除了殿前司的捧日和天武两军外，“自龙卫而下，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16]。《文献通考》中说：“五代承唐藩镇之弊，兵骄而将专，务自封殖，横猾难制。祖宗初定天下，惩创其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17]这段话讲了更戍法的两个好处，这两点也是宋人所普遍认同的。一是使“将不得专其兵”，避免将领与士兵、驻军与地方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富弼曾指出，太祖“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18]。二是使“兵亦不至骄惰”，利于训练和控制部队。如司马光认为，更戍法可使将士“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19]。沈括也说，宋太祖“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盖使之劳力，制其骄惰，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20]。(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更戍法对于控制军队的意义远远大于其军事实践价值。将士免于骄惰，易于驱使，的确有利于军事集权和统御。至于士兵在营之日少，减少子嗣，则可以减轻军费供应负担，这也是一个附带的好处。但是，“将不得专其兵”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引起时人的批评，“议者以为更番迭戍，无益于事，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21]。事实上，早在宋太宗时期，这一弊端已经显现。端拱二年（989），张洎上书分析第二次北伐失败的原因，就指出了“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22]的问题。即便朝议纷纷，更戍法仍然实行了百余年之久，原因恰恰在于，统治者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作为防范武将专权、维护军事集权的重要手段。如宋祁在《庆历兵录序》中说：“然兵无常帅，师无常镇，权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维万方，憺四夷，鼓行无前，而对天下者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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