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了以往的战争观念和战略策略

蒙元时期，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实践的鼎盛时期，蒙元兵学构成了中国兵学不可或缺甚至大放异彩的重要内容。从前文所列蒙元兵学的战略战术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限制，蒙古将帅罕有兵学著作问世。据清昭梿《啸亭杂录》记载，清军蒙古族将领成衮扎布收藏有木华黎所著兵法，但是，所谓木华黎兵法目前并无传世本，我们无法判断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尽管缺乏系统的兵学理论著作，但从《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元史》《蒙鞑备录》《黑鞑事略》《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史书所记战争过程及君臣言论中，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人的兵学思想仍然清晰可辨。现代学者如达林太等借此对蒙古兵学进行了深入探讨，撰写了《蒙古兵学研究——兼论成吉思汗用兵之谜》《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蒙古兵学》等著作^[110]，成为蒙古兵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虽然中原传统兵学与蒙元兵学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双方的交流与融合却一直存在。蒙元统治者在与金、南宋作战以及统治中原地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传统兵学的影响。在政略层面，蒙古立国初期，郝经《立政议》、许衡《时务五事》等对忽必烈的治国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有刘秉忠等“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111]。在战略层面，刘整等人的平宋方略是蒙古统一中国的关键因素。在战术战法层面，蒙元军队积极学习汉族的火器技术和水军战法，将中国古代兵学的进攻战略战术演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元朝建立后，虽然其制度和文化与宋代有很大不同，但它也有一些新的时代特点，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兵学的发展。

首先，元代文化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蒙古帝国幅员辽阔，横跨欧亚两大洲。元朝统一了中国，也空前扩大了中国的传统疆域。在广阔的地域内，东方与西方之间，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都变得更加畅通和活跃。中国的商船与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国家频繁贸易，一直远达非洲海岸，瓷器、茶叶、丝绸、艺术品等各色商品远销世界各地。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等科技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西方人的天文、医学、建筑、工程技术知识等也传到中国。在国内，完善的站赤制度、运河的贯通、海运的开辟，构建起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客观上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贸易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融合。元朝对境内各民族“因俗而治”“诸制并举”，推行多元宗教和文化政策，来自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欧洲、非洲各国的人长期居住在中国，有些甚至在中国担任官职，最为著名的如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多元文化交流中，虽然兵学文化不占主体，但指南针、火药等的西传，西方武器制造和工程技术的传入，等等，使中国和西方的兵学得以互相学习和借鉴，武器装备的变革引发的战略战术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兵学思想中。

其次，元朝统治阶层逐渐汉化，为中原传统兵学与蒙古兵学的沟通创造了条件。与辽、金相比，蒙元统治者的汉化程度相对较低，但在与汉族接触的一百余年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日益深入的影响。元朝建立以前，已经有一些文士出现在统治高层，如耶律楚材，曾经跟随成吉思汗西征，在窝阔台汗时期对蒙古国制度的创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西夏名儒高智耀，夏亡后隐居贺兰山，被窝阔台访得，为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等讲述儒术治天下的道理，对元初采用汉法起到了一定作用。忽必烈采用汉法，身边聚集了一批汉族士人，如刘秉忠、张文谦、窦默、许衡、姚枢、郝经等。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处于权力核心，参与元初各项制度的创设，也促进了蒙古贵族的汉化。蒙古贵族中，也不乏重视中原文化的人。伯颜攻陷临安，即将宋皇室的“经史子集、禁书、典故文字及书画、纸笔墨砚等物”北运，它们成为元皇室藏书的基础。蒙古人炮手军总管克哷氏实实岱从征江南，所至唯取图书。^[112]有的北方官员在南方任职，也往往搜集图书，如张炤曾在镇江路购得图书文籍多达八万卷，“以万卷送济南府学资教育”^[113]。赵秉正则“出橐中金购书万卷，辇致其家，以其副分遗顺德、怀孟、许三郡学官，北方之士赖焉”^[114]。

随着教育和科举的发展，蒙古统治阶层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忽必烈即位之前，就曾命蒙古贵族子弟十人从赵璧学习儒书，赵璧“始以国语译《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矣”^[115]。后来，忽必烈采纳许衡的建议，在京师设置蒙古国子学，教学体制基本遵循朱熹的教育思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得名儒李孟师传，深受儒家影响，恢复科举制度，重用儒士。元顺帝时脱脱当政，大兴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国子监和回回国子监的生员多达三千多人。顺帝时还置宣文阁，选任名儒讲授经史，主持翻译《贞观政要》等书，教育蒙古贵族子弟。元代科举取士，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右榜”也要考四书五经，用汉文答卷，这也促进了汉文化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举子中的研习。因此，元代蒙古人和色目人中涌现出不少熟悉汉族文化和经典的知识分子。据学者考证，元代谙熟汉族士大夫文化的蒙古人共一百一十七人，在儒学、文学及艺术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造诣。^[116]如木华黎的七世孙朵儿直班，字惟中，熟读理学书籍，为顺帝讲学，采集先儒名言，著《学本》《君道》《臣职》《国政》四卷，顺帝赐名为《治原通训》。阿鲁威，字权重，号东泉，善词曲，曾将《资治通鉴》《世祖圣训》等翻译为蒙古文。畏兀儿人廉希宪是元代建立中书省后的首任右丞，他熟习经史，忽必烈称之为“廉孟子”。畏兀儿族翻译家安藏曾将《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书译为蒙古文。西域板勒纥城人察罕精通多种文字，曾译蒙古文的《脱必赤颜》（《圣武开天记》）、《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为汉文。

元代蒙古贵族对于汉文化的倾慕和学习，是蒙古文化与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从语言文字的习得，到经史著作的研习，再到诗词文章的写作，儒家典籍中反映的兵学思想也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即便是不通汉字的蒙古人，也有机会通过译著了解中原兵学，如蒙古学者翻译的《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著作，就包含了大量中原传统兵学思想。

虽然中原传统兵学在形式上与蒙元兵学差异巨大，蒙古贵族的汉化也并未体现为新的兵书著作及理论体系的诞生，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原传统兵学和蒙元兵学遵循的是相同的战争规律。蒙元骑兵战术深刻诠释了进攻作战的一般规律，与《孙子兵法》的思想高度契合，实现了中华兵学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与融合。正如民国将领万耀煌将军所言：“中国兵学至孙子而集理论之大成，至元太祖成吉思汗而呈实践上之巨观。此二人者，遥遥相距千祀，一则援笔以言，一则仗剑以行，卒以造成历史上中国军威震轹欧亚之伟业，发扬数千年中国兵学蓄精养锐之奇辉。”^[117]

【注释】

[1]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上《太祖本纪释证上》。

[2]《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

[3]《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4]《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

[5]《蒙鞑备录笺证·祭祀》，《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

[6]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八十四《契丹传》，中华书局，1973年。

[7]《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8]《大金国志校证》卷三十六《兵制》。

[9]《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

[10]《武经总要》前集卷七《本朝常阵制》。

[11]《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

[12]《辽史》卷三十四《兵卫志上》。

[13]《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后梁纪四》，后梁均王贞明三年三月。

[14]《辽史》卷一百三《文学传上》。

[15]《契丹国志》卷十四《东丹王传》。

[16]《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苏辙集·栾城集》卷四十一。

[17]《辽史》卷七十九《室昉传》。

[18]《辽史》卷十《圣宗本纪一》。

[19]《辽史》卷十三《圣宗本纪四》。

[20]《辽史》卷七十六《张砺传》。

[21]《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纪一》，高祖天福十二年四月辛未。

[22]《金史》卷一百三十四《西夏传》。

[23]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七，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24]《西夏书事校证》卷十一。

[25]《西夏书事校证》卷十二。

[26]李纲：《御戎论》，《梁溪集》卷一百四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范仲淹全集》中册；参见《上仁宗和守攻备四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四。

[28]宇文之邵：《上皇帝书》，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五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御戎论》，《梁溪集》卷一百四十四。

[30]《武经总要》后集卷三《方略》。

[31]《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

[32]《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

[33]《宋史》卷一百九十《兵志四》。

[34]王天顺：《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页。

[35]《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

[36]张洎：《乞弃灵州表》，《全宋文》卷五十七。

[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六，元丰五年五月丙午。

[38]《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

[39]《西夏书事校证》卷九。

[40]《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41]按：陈炳应译作《贞观玉镜将》，胡若飞译作《贞观将玉镜》，俄罗斯学者译作《贞观玉镜统》。

[42]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43]《西夏书事校证》卷十六。

[44]《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45]陈炳应：《西夏兵书〈贞观玉镜将〉》，《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李蔚：《略论〈贞观玉镜统〉》，《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46]贾常业：《西夏文译本〈六韬〉解读》，《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

[47]参见钟焓：《〈黄石公三略〉西夏本译文正文的文献特征》，《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注释来源初探——以与〈群书治要〉本注释的比较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黄石公三略〉西夏本注释与〈长短经〉本注释的比较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48]《西夏书事校证》卷九。

[4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四，宝元二年九月。

[5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四，宝元二年九月。

[51]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夏元昊拒命》，中华书局，2015年。

[52]《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53]《西夏书事校证》卷二十一。

[54]参见解丹：《金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及其空间规划布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www.xing528.com)

[55]《金史》卷七十八《刘筈传》。

[56]《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参见同书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

[57]《金史》卷九十四《完颜襄传》。

[58]《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

[59]吕颐浩：《上边事备御十策》，《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

[60]《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四。

[61]参见邓广铭：《岳飞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451—453页。

[62]《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63]王曾瑜：《尽忠保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6—267页。

[64]《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璘传》。

[65]《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吴玠传》。

[66]《大金国志校证》卷四《太宗文烈皇帝二》。

[6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一十六。

[68]《守城录》卷一《靖康朝野佥言后序》。

[69]章谊：《再论舟师水战之利》，《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三十四。

[70]《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引汪若海札子。

[71]《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72]《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三。

[73]《金史》卷七十九《宇文虚中传》。

[74]《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

[75]《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76]《金史》卷十《章宗本纪二》。按：后人为《金史》所补的各《艺文志》均作《平辽议》。

[77]元好问：《高永传》，《中州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金史》卷一百二《完颜弼传》。

[79]《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80]《金史》卷七十八，诸人本传。

[81]《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二《熙宗孝成皇帝四》。

[82]《金史》卷一百二《完颜弼传》。

[83]元好问：《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遗山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4]《金史》卷四十四《兵志》；参见同书卷九十四《夹谷清臣传》。

[85]《蒙鞑备录笺证·粮食》，《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

[86]《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

[87]郝经：《东师议》，《陵川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东师议》，《陵川集》卷三十二。

[89]［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18—319页。

[90]［美］T．N．杜普伊著，严瑞池、李志兴等译：《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6页。

[91]《东师议》，《陵川集》卷三十二。

[92]《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

[93]［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页。

[94]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总叙二》，《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

[95]《东师议》，《陵川集》卷三十二。

[96]宋濂等：《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

[97]参见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第29页。

[98]参见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第29页。按：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一书中认为，元代共录取进士1200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99]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第一章《元代进士仕宦研究》，第4—48页。

[100]［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27页。

[101]雒竹筠遗稿，李新乾编补：《元史艺文志辑本》，燕山出版社，1999年。

[102]按：该书据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等著录了一些非元代兵书，如“子部·兵家类”《百战奇法》《行军须知》，“史部·传记类”《宋南渡十将传》，等等。

[103]《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三《治世龟鉴》提要。

[104]戴表元：《读孙武传》，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十二册，卷四百二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05]戴表元：《潘可大孙子释文序》，《全元文》第十二册，卷四百一十七。

[106]朱升撰，刘尚恒校注：《易经旁注前图序》，《朱枫林集》卷三，黄山书社，1992年。

[107]程敏政：《朱学士传》，《新安文献志》卷七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8]彭泽、汪舜民：《徽州府志·朱升传》，《朱枫林集》附录。

[109]《宋元学案》卷九十二《草庐学案》。

[110]参见达林太：《蒙古兵学研究——兼论成吉思汗用兵之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蒙古兵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

[111]《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

[112]程钜夫：《故炮手军总管克哷君碑铭》，《雪楼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3]《元史》卷一百七十《张炤传》。

[114]苏天爵：《元故少中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赵忠敏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5]虞集：《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道园学古录》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6]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蒙元史新研》，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1994年。

[117]转引自都古尔扎布《从对孙子与成吉思汗的研究谈当前军事理论研究的几点认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论文集》第一集，1989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