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政治与宋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元代以蒙古贵族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区隔和民族压迫政策,汉族成为被统治民族,失去了政治主导地位。元代统治者根据民族差异及征服时间的先后,将全国人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包括蒙古各氏族和塔塔儿、蔑儿乞、札剌儿、斡亦剌等部。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北各民族、西域以及欧洲人,“色目”意为“各色各目”,有时也称为“诸国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和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等地区的人。第四等为南人,指原南宋治下的各族民众。这四个等级在政治和法律上有严格的区别,蒙古人尤其是蒙古贵族,是元朝的统治者,享有各种优待和特权。色目人是蒙古人的重要辅助,以其语言和理财的优势,协助蒙古人治理国家、搜刮财富。汉人和南人地位最低,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严禁拥有兵器和马匹,不许田猎、习武、集会,等等。
从兵学研究群体来看,在宋代,文人是论兵的主体,在朝的文人官僚和在野的儒家逸士,共同构成了庞大的论兵群体,他们通过论兵积极参政议政、经世济民。而在元代,文人学士失去了政治舞台,汉族官僚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被严重削弱。元朝建立之初,忽必烈为笼络汉人,任用了一批汉族官僚和名士,体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即便如此,元朝政府也规定,无论中央官还是地方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96]。汉人和南人多充任基层官吏,协助处理地方民政事务。汉族士人入仕的途径也很狭窄,这与宋代以汉族士人为官僚集团主体的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宋朝继承唐制,科举是汉族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宰相几乎都是科举出身。北宋共开科69次,进士总计19149人,平均每年114.7人,南宋共开科52次,进士总计20562人,平均每年134.4人。[97]这些进士作为从民间选拔的政治精英参与国政,成为宋代文人政治的基础。元朝前期一直没有举行科举,直到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开始恢复科举,但科举制度规定,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且规定南人不得登前三名(后期有所变化)。从1315年到1366年,共举行了16次科举考试,只取了1139名进士,平均每科录取71.2人,每年仅21.9人,除去其中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右榜,汉族士人的录取人数少得可怜。[98]即便是科举入仕,汉族士人也很难受到重用。据学者研究,在元代千余名进士中,官至三品以上者不过151人次,其中身居要职者寥寥可数,没有人担任中书、行省左右丞相之职,任平章的也不过一二人。其中汉人,尤其南人进士备受歧视,即使官至高位,也多为文学侍从。[99]
元代对儒生的利用主要在胥吏的层面。窝阔台汗十年(1238),窝阔台汗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会考中原儒生,将他们编为“儒户”,儒户身份世袭,可免除一定的赋税,在政府需要时从事书吏或其他吏役。据估算,元朝时南方原宋统治区的儒户约10万户,北方原金统治区的儒户为4000户,总户数不到登记户数的1%。[100]虽然儒户的待遇比普通民户高些,也有进入官府的机会,但他们承担的职务是受限的,即便才具优异,也很难升迁至官僚体制的高层。也就是说,儒士只是在基层管理的“术”的层面上为元政府效力,根本无缘在“道”的层面上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治理。
从军事制度层面看,宋代武举和武学制度是兵学发展的重要助力。围绕武举考试的武经讲义的编制,武学教授和武学生对于兵学理论的研习,武举人及第入职后的军事实践等,都在各个不同的层面牵引了宋代兵学的发展。元代不设武举和武学,将领主要是军功世袭贵族,也就失去了传统兵学发展的又一重要平台。
元代的军事制度,是在蒙古军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其间也杂糅了中原王朝制度文明的成分,但其建章立制的基本原则是对汉族人民的防范、压制和歧视,因此,在元代的军事机构中,汉人和南人很难处于枢要地位。忽必烈在其统治时期,改变传统上将军队分为左、右翼的领导体制,设立枢密院,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在边疆要地和中原腹心地带,委派宗王出镇,建立行中书省、行枢密院,掌管地方军务。元成宗以后,由行省统军,行枢密院只是临时性的军事指挥机构。元朝设立枢密院,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宗王权力,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枢密院的最高长官为枢密使,一般由皇太子兼任,实际掌权的知枢密院事绝大多数是蒙古人,也有少数色目人,整个元朝时期,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二职,没有一个汉人担任过。元初,枢密副使还曾由史天泽、赵璧、张易等勋臣担任,后来也不再任用汉人。即便有汉人在枢密院中任职,也无法接触军队的数量和部署等军机要务。
从将领群体看,元代以武立国,但武将的主体并非传统兵学哺育下的汉族将领,而是精于骑射的蒙古将领。汉军、新附军将领在元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马前卒的作用,尚能得到一定重视,随着元朝统治的确立,其所统军队人数日益减少,地位逐渐降低。蒙古将帅虽然战功卓著,所向披靡,在兵学理论阐述方面却并无多大建树。尽管从兵学的本质上来说,蒙古骑兵的战术战法与中原传统兵学的原理高度一致,但在元代统治者的认知中,他们以骑射武功自傲,不屑于去探究中原传统兵学的奥义,语言和文化上的隔膜,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他们与中原兵学的交流。
从以上政治军事制度可以看出,元代蒙古贵族牢牢掌握着政权,汉族作为被征服民族,处于被压迫、受歧视的地位,在军事决策层、高级将领群体中,中原传统兵学都缺少代言人,而作为宋代兵学研究主体的文人集团也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原传统兵学陷入了低谷,相对于宋代兵学的繁荣,更是呈现出强烈的反差。
兵学由宋入元,由繁荣到寂寥,由兴盛到衰落,其中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兵书数量大幅下降。在各类元代书目中,兵学著作非常少见,流传至今的就更是少之又少。雒竹筠《元史艺文志辑本》[101]中的“子部·兵家类”涵盖了大部分元代兵学著作[102],现摘录如下:
武事要览(一作要略) 秦辅之撰
禽经一卷 赵孟頫撰
校正八阵图 吴澄撰
八阵图通释 程时登撰
用武提要二十卷 俞在明撰
三式风角用法立成十二卷 王颖撰
阵图杂辑十卷
火龙神器图法六卷
握机经传六卷
战寇神器二卷
剿寇阵图二卷
兵机便览十册
直说素书不分卷附音释
孙子释文 潘可大撰
孙子旁注 朱升撰
阵图新语
六壬行军指南一卷
六壬兵占二卷
在该书“兵家类”之外的其他部类,也载有一些兵书。如,卷第十一“子部·天文历算类”:
戎事类占二十一卷 李克家撰
见诸《中国兵书总目》等其他目录著作的元代兵书还有:
神机制敌天书白猿经 王楚材序
黄帝阴符经心法三卷 胥元一注(www.xing528.com)
黄帝阴符经夹颂解注三卷 王玠撰
大元马政记二卷 赵世廷等奉敕编
治世龟鉴一卷 苏天爵撰
新锲评释历代将鉴博议八卷 郭世臣撰
太乙统宗宝鉴十八卷 佚名撰
边臣近鉴 周祐撰
孙子握机纬十三卷 佚名撰
这些兵书中,大部分已经亡佚。从书目来看,以阴阳占候类、阵图类为主,其他方面的兵书很少,军事理论方面的尤其少。有些列入兵书类的书,其实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兵书,如苏天爵《治世龟鉴》,“所采皆宋以前善政嘉言,而大旨归于培养元气,其目凡六:曰治体,曰用人,曰守令,曰爱民,曰为政,而终之以止盗”[103]。这部书显然主要关于治道而非兵学,《四库全书总目》将之列入“子部·儒家类”。其他如郭世臣《新锲评释历代将鉴博议》,是对宋代兵书的注释和重印,并非原创。周祐《边臣近鉴》、秦辅之《武事要览》、俞在明《用武提要》、佚名《兵机便览》等,仅见诸钱大昕、卢文弨等学者所补元代艺文志诸书,不能确知其内容如何。
总的说来,在元朝灭南宋至1368年灭亡的近一百年中,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传统兵学遭遇了空前的低潮,不仅与此前的宋代判若霄壤,就是与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也无法相比。这确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元代兵书中,注释类兵书对中原兵学的继承性最为明显,这些兵书注作多产生于宋元或元明易代之际,内容上时有新见,但在当时流传不广,影响不大,也未能传诸后世。这类兵书可以看作宋代兵学的遗响和回声,考察它们的撰著情况,有助于深入了解元代中原兵学的状况及其特点。
《孙子释文》
《孙子释文》,潘可大撰。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八有《潘可大孙子释文序》一文,根据这篇序文可知,潘可大,名衍翁,天台(今属浙江)人,勤奋好学,“于书无所不观”,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修辞而好焉”。这部《孙子释文》是潘可大年轻时所作,成书约在元朝初年。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一字曾伯,自号剡源先生,奉化(今浙江宁波市奉化区)人。南宋咸淳五年(1269)入太学,咸淳七年(1271)进士。授建康府教授,迁临安教授,辞不就。后转都督掾,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未到任,会兵起,避兵四明山中,兵平归里。入元,曾任教授之职,《元史》卷一百九十有传。从戴表元的生平来看,他是宋末元初人,与潘可大交好。但是,有人认为《孙子释文》的作者是明末史可法的副将潘可大,实为无稽之谈。
戴表元虽然为潘可大的《孙子释文》写了序,但他本人对兵学并无好感。他在序文中说:“始余疑孙子教吴宫美人战阵非事实,太史公承袭所闻,括其奇载之耳。及言为将,西破楚入郢,北灭齐晋,事亦甚略。盖古有是人,盖言兵,不必其能自为兵也。而《孙子》十三篇遂行于世,后之能兵者,因其宗之。”在《读孙武传》一文中,戴表元同样坚持这种观点。他说:“或问戴子曰:‘子于田穰苴之斩庄贾,尝甚而非之。于孙子之斩吴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似,其情非也。穰苴之将兵,苟恶人之监己,不如勿请。既请而从之,不待令而诛之,是欲借庄贾以威齐也。吴王以美人试武,武受而教之,再三不从而后诛之,则是欲售术于吴耳。然儒者多言孙武治兵无验,吾并疑试宫人非事实。太史公录穰苴事,以所闻适相类,故牵联书之欤?’”[104]这一观点与宋儒怀疑孙子其人其书的论调如出一辙。
对于潘可大《孙子释文》一书,戴表元虽然出于朋友之谊,说了几句好话,但对于《孙子兵法》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之说,他却非常不赞同。戴表元说:“然而其书之要,曰:‘兵以诈立,以利动。’夫车马资粮之输,赏罚部伍之节,山川阴阳之宜,不待武之智而能及之也。必若以诈而立,以利而动,生人何罪焉?后世尊其人专徇其法,袭其实阳讳其名。凡轩辕氏之子孙,逮于兹累千百年,为血为肉,皇皇然终不能自必其命,非言之文者为之乎?于此复以文翼之,譬若惧火之熄而煽其炎,愈不知所终矣。”他嘉许潘可大的《孙子释文》,但刻意将其与《孙子兵法》的“诈利”之说区别开来。他说:“然潘之意,非翼《孙子》者,观其书所折衷,至称仁人之兵,主于除天下之害,其杀之也,所以生之。诸如此类,本《孙子》所未讲,而学《孙子》之家所未悉。持兵者得是说而行之,则为汤、武之举;谈兵者得是说而推之,则为伊、吕之佐。其心仁,其术慎,其于诈利也远矣。然则必若潘君之云,然后可以论《孙子》哉!故《孙子》犹或可废,而此书之意,不可以不传也。”[105]
从戴表元的序文中,我们还可以约略感受到当时普通士人对于兵学的态度。戴表元说,潘可大“一日袖以过余曰:‘自吾为此书,朋友始而骇焉什四,中而疑焉什六,卒而非且笑焉什八矣。’”作为一个醉心兵学、痴迷于《孙子兵法》的青年学者,潘可大的兵学研究显然遭到了朋辈的不解和非议。我们无由得知世人对潘可大具体有怎样的评论,但这种状况起码说明,儒生研究兵学是很小众的行为,在价值观上也不为儒家主流所接受。
《孙子旁注》
《孙子旁注》,朱升撰。朱升(1299—1370),字允升,休宁(今属安徽)人,后徙居歙(今属安徽)。至正四年(1344)中乡试,至正八年(1348)为池州路学正。后弃官归隐歙县石门,学者称枫林先生。明太祖下徽州,召问时务,授侍讲学士。洪武元年(1368)进翰林学士,明年请老,三年卒,年七十二。《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有传。
《孙子旁注》一书,《千顷堂书目》《江南通志》《安徽通志》等均有著录。朱升在《孙子旁注序》中称,他被朱元璋“召侍军门”,从征十四年后著成此书,因此有人将它归为明代兵书。但是,朱升生于元大德三年(1299),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至正十四年(1354)到朱元璋军中履职之时已经五十六岁,他的主要生活年代在元代,且著成此书也在元末明初,因此,我们认为,将《孙子旁注》算作元代著作更为恰当。
朱升在《孙子旁注序》中说:
升生不辰,目击群雄,迭相胜负,有成丘止流之惨,深为此惧。伏承我圣皇应运,召侍军门,十有四年,剪除群雄,战胜攻取,机变妙于武子,阵法合乎武侯。是以不揆愚陋,搜辑见闻,间以己意,旁注十三篇,著演八阵图于卷末,使词义畅明,阵势明白,而无徒读其书之患也。
“旁注”是朱升独创的一种注释方法,“每于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义。其有不相连属者,则益之于两旁之间。苟有不明不尽者,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学者读本文而览旁注,不见其意义之不足也”[106]。这种注释方法有鉴于科举讲义“混诵经注”“断裂经文”的弊病,以随文注释的方式诠解文本、阐明要义,随文注释不足,则在书页之上增设一栏,补充说明。朱升颇以此法自得,自称:“离而观之,则逐字为训,合而诵之,则文义成章,纲提目举,一览可知。其有训而未类,疑而未安者,必穷研极虑,不合乎圣经不止也。尝曰:旁注之作也,知其粗者,以为小学训诂之入门;悟其妙者,知为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于圣经之蕴者以此,此学道之大概也。”[107]朱升用“旁注”法注释很多著作,“所注书有《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小学》旁注,又有《书传辑》《书传补正》《老子》《孙子》旁注”[108]。
朱升亲身经历了朱元璋领导的元明易代战争,长期参与军事谋划,他对《孙子兵法》予以“旁注”,不但训释字义、解读文义,而且援引兵书战例,词约义丰,切中肯綮。如他注《谋攻篇》“识众寡之用者胜”一句,旁注:“用兵有以少胜众者,有以多胜寡者,在能善用之耳。”页面上方栏上表注:“《吴子》曰:用众务易,用寡务隘,亦识众寡之用一端。”如此等等,确实符合朱升自称的“词义畅明”。
《武经注》
《武经注》,解观著。光绪六年(1880)刊《江西通志》著录。解观(?—1361),初名子尚,字观我,后更名观,字伯中,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历二年(1329)与其弟解蒙同中江西乡试,至顺三年(1332)再中乡试。至正初年,参与编修宋、辽、金三史。因上书请以宋为正统,与时论相忤,回归乡里。在虎丘山、金钗岭、广陵等地讲学,弟子甚众。至正十一年(1351)再举于乡,明年,试春官,为吴当所诋黜,遂不复出。至正二十一年(1361),陈友谅屡次延聘,拒不前往,江州破,死于战乱。
解观是明代著名士人解缙的叔祖,家学素有渊源,幼警敏嗜学,自天文、地理至兵、刑、历律,靡不深究,尤精于《易》,考宋史如指掌。著有《宋书》一千卷,天文星历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阵图,注《武经》,《刑书考》一卷,作《万分历》,推步如神。[109]
解观之《武经注》已佚,从他精通宋史,且对天文、地理、兵、刑、历律皆有研究的情况来看,该书很可能是一部颇有见地的著作。
《孙子》张贲注
张贲,约生活于元末明初,具体生平不详。明代刘寅《武经直解》引用《孙子》张贲注云:“予少时避兵山谷间,受读于先人菊斋处士,亡其书已四十余年,今但能记其大略耳。”刘寅《武经直解》作成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前推四十余年,则张贲注《孙子》至迟成书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武经直解凡例》说:“《孙子》张贲注论‘道’字甚重,诸家说得极略。《军争》《九变》错简处,贲皆订正,今从之。其余篇内一句一字之误,并说见本条下。”
刘寅注《孙子》,所引前代注家有魏武、杜牧、张预、张贲等,数家之中,他对张贲注尤为推重。从刘寅所引注文来看,张贲对《孙子》的校注多有新见。如注《计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部曲有制,分官有道,使各主其用而不失其义。”校《虚实篇》,认为“作之而知动静之理”之“作”为“诈”,并注云:“谓或诳之以言,或诱之以利,或示之以害,多方以诡道欺之,则敌之动静可知。”认为《九变篇》“绝地无留”之“无”应为“勿”,此句与《军争篇》“高陵勿向”等八句应相连属,合为“九变”,而《九变篇》中“圮地无舍,衢地合交”“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乃《九地篇》之文。《火攻篇》“昼风久,夜风止”句之“久”字是古“从”字之误,等等。《孙子》张贲注虽然未能流传于世,但其部分观点通过刘寅的注作得以保存,影响至今不绝。
元代中原传统兵学虽然著述不丰,但在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却能出现一批高水平的注作,而且在军事实践中发挥作用,这说明,在政治高压之下,传统兵学依然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并在某些群体中隐秘地传习着。从兵学文化的角度看,元代传统兵学虽然淡出了庙堂之学,却在民间得到了更为深入广泛的传播。在宋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读圣贤书,助皇帝治国平天下是儒生的政治理想,也是现实通路。到了元代,这一局面彻底改变,文人政治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一些著名儒士抱持民族主义气节,不愿接受元政府的招抚,宋亡后隐逸不出。更多的士人则转变了精神生活的重心,用情于诗酒唱和,或从事其他文艺活动。元代杂剧和散曲的繁荣就是其突出表现。这一现象促使兵学文化在更广泛的艺术形式中深化和延展。比如,元杂剧中,纪君祥、尚仲贤等以历代军事和政治斗争为题材,写成了《赵氏孤儿》《尉迟恭三夺槊》《昊天塔》《赚蒯通》等剧目。据《孙子书目汇编》记载,仅《孙武子教女兵》杂剧在元代就有两种。这些剧目中对军事事件、人物的描述,自然地体现着兵学文化的内容,并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到广大普通民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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