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传统兵学的重振之路

元代政治与宋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元代以蒙古贵族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区隔和民族压迫政策，汉族成为被统治民族，失去了政治主导地位。元代统治者根据民族差异及征服时间的先后，将全国人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包括蒙古各氏族和塔塔儿、蔑儿乞、札剌儿、斡亦剌等部。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西北各民族、西域以及欧洲人，“色目”意为“各色各目”，有时也称为“诸国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和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等地区的人。第四等为南人，指原南宋治下的各族民众。这四个等级在政治和法律上有严格的区别，蒙古人尤其是蒙古贵族，是元朝的统治者，享有各种优待和特权。色目人是蒙古人的重要辅助，以其语言和理财的优势，协助蒙古人治理国家、搜刮财富。汉人和南人地位最低，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严禁拥有兵器和马匹，不许田猎、习武、集会，等等。

从兵学研究群体来看，在宋代，文人是论兵的主体，在朝的文人官僚和在野的儒家逸士，共同构成了庞大的论兵群体，他们通过论兵积极参政议政、经世济民。而在元代，文人学士失去了政治舞台，汉族官僚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被严重削弱。元朝建立之初，忽必烈为笼络汉人，任用了一批汉族官僚和名士，体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即便如此，元朝政府也规定，无论中央官还是地方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96]。汉人和南人多充任基层官吏，协助处理地方民政事务。汉族士人入仕的途径也很狭窄，这与宋代以汉族士人为官僚集团主体的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宋朝继承唐制，科举是汉族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宰相几乎都是科举出身。北宋共开科69次，进士总计19149人，平均每年114．7人，南宋共开科52次，进士总计20562人，平均每年134．4人。^[97]这些进士作为从民间选拔的政治精英参与国政，成为宋代文人政治的基础。元朝前期一直没有举行科举，直到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开始恢复科举，但科举制度规定，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且规定南人不得登前三名（后期有所变化）。从1315年到1366年，共举行了16次科举考试，只取了1139名进士，平均每科录取71．2人，每年仅21．9人，除去其中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右榜，汉族士人的录取人数少得可怜。^[98]即便是科举入仕，汉族士人也很难受到重用。据学者研究，在元代千余名进士中，官至三品以上者不过151人次，其中身居要职者寥寥可数，没有人担任中书、行省左右丞相之职，任平章的也不过一二人。其中汉人，尤其南人进士备受歧视，即使官至高位，也多为文学侍从。^[99]

元代对儒生的利用主要在胥吏的层面。窝阔台汗十年（1238），窝阔台汗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会考中原儒生，将他们编为“儒户”，儒户身份世袭，可免除一定的赋税，在政府需要时从事书吏或其他吏役。据估算，元朝时南方原宋统治区的儒户约10万户，北方原金统治区的儒户为4000户，总户数不到登记户数的1%。^[100]虽然儒户的待遇比普通民户高些，也有进入官府的机会，但他们承担的职务是受限的，即便才具优异，也很难升迁至官僚体制的高层。也就是说，儒士只是在基层管理的“术”的层面上为元政府效力，根本无缘在“道”的层面上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治理。

从军事制度层面看，宋代武举和武学制度是兵学发展的重要助力。围绕武举考试的武经讲义的编制，武学教授和武学生对于兵学理论的研习，武举人及第入职后的军事实践等，都在各个不同的层面牵引了宋代兵学的发展。元代不设武举和武学，将领主要是军功世袭贵族，也就失去了传统兵学发展的又一重要平台。

元代的军事制度，是在蒙古军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其间也杂糅了中原王朝制度文明的成分，但其建章立制的基本原则是对汉族人民的防范、压制和歧视，因此，在元代的军事机构中，汉人和南人很难处于枢要地位。忽必烈在其统治时期，改变传统上将军队分为左、右翼的领导体制，设立枢密院，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在边疆要地和中原腹心地带，委派宗王出镇，建立行中书省、行枢密院，掌管地方军务。元成宗以后，由行省统军，行枢密院只是临时性的军事指挥机构。元朝设立枢密院，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宗王权力，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枢密院的最高长官为枢密使，一般由皇太子兼任，实际掌权的知枢密院事绝大多数是蒙古人，也有少数色目人，整个元朝时期，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二职，没有一个汉人担任过。元初，枢密副使还曾由史天泽、赵璧、张易等勋臣担任，后来也不再任用汉人。即便有汉人在枢密院中任职，也无法接触军队的数量和部署等军机要务。

从将领群体看，元代以武立国，但武将的主体并非传统兵学哺育下的汉族将领，而是精于骑射的蒙古将领。汉军、新附军将领在元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马前卒的作用，尚能得到一定重视，随着元朝统治的确立，其所统军队人数日益减少，地位逐渐降低。蒙古将帅虽然战功卓著，所向披靡，在兵学理论阐述方面却并无多大建树。尽管从兵学的本质上来说，蒙古骑兵的战术战法与中原传统兵学的原理高度一致，但在元代统治者的认知中，他们以骑射武功自傲，不屑于去探究中原传统兵学的奥义，语言和文化上的隔膜，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他们与中原兵学的交流。

从以上政治军事制度可以看出，元代蒙古贵族牢牢掌握着政权，汉族作为被征服民族，处于被压迫、受歧视的地位，在军事决策层、高级将领群体中，中原传统兵学都缺少代言人，而作为宋代兵学研究主体的文人集团也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原传统兵学陷入了低谷，相对于宋代兵学的繁荣，更是呈现出强烈的反差。

兵学由宋入元，由繁荣到寂寥，由兴盛到衰落，其中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兵书数量大幅下降。在各类元代书目中，兵学著作非常少见，流传至今的就更是少之又少。雒竹筠《元史艺文志辑本》^[101]中的“子部·兵家类”涵盖了大部分元代兵学著作^[102]，现摘录如下：

武事要览（一作要略） 秦辅之撰

禽经一卷 赵孟頫撰

校正八阵图 吴澄撰

八阵图通释 程时登撰

用武提要二十卷 俞在明撰

三式风角用法立成十二卷 王颖撰

阵图杂辑十卷

火龙神器图法六卷

握机经传六卷

战寇神器二卷

剿寇阵图二卷

兵机便览十册

直说素书不分卷附音释

孙子释文 潘可大撰

孙子旁注 朱升撰

阵图新语

六壬行军指南一卷

六壬兵占二卷

在该书“兵家类”之外的其他部类，也载有一些兵书。如，卷第十一“子部·天文历算类”：

戎事类占二十一卷 李克家撰

见诸《中国兵书总目》等其他目录著作的元代兵书还有：

神机制敌天书白猿经 王楚材序

黄帝阴符经心法三卷 胥元一注(www.xing528.com)

黄帝阴符经夹颂解注三卷 王玠撰

大元马政记二卷 赵世廷等奉敕编

治世龟鉴一卷 苏天爵撰

新锲评释历代将鉴博议八卷 郭世臣撰

太乙统宗宝鉴十八卷 佚名撰

边臣近鉴 周祐撰

孙子握机纬十三卷 佚名撰

这些兵书中，大部分已经亡佚。从书目来看，以阴阳占候类、阵图类为主，其他方面的兵书很少，军事理论方面的尤其少。有些列入兵书类的书，其实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兵书，如苏天爵《治世龟鉴》，“所采皆宋以前善政嘉言，而大旨归于培养元气，其目凡六：曰治体，曰用人，曰守令，曰爱民，曰为政，而终之以止盗”^[103]。这部书显然主要关于治道而非兵学，《四库全书总目》将之列入“子部·儒家类”。其他如郭世臣《新锲评释历代将鉴博议》，是对宋代兵书的注释和重印，并非原创。周祐《边臣近鉴》、秦辅之《武事要览》、俞在明《用武提要》、佚名《兵机便览》等，仅见诸钱大昕、卢文弨等学者所补元代艺文志诸书，不能确知其内容如何。

总的说来，在元朝灭南宋至1368年灭亡的近一百年中，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传统兵学遭遇了空前的低潮，不仅与此前的宋代判若霄壤，就是与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也无法相比。这确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元代兵书中，注释类兵书对中原兵学的继承性最为明显，这些兵书注作多产生于宋元或元明易代之际，内容上时有新见，但在当时流传不广，影响不大，也未能传诸后世。这类兵书可以看作宋代兵学的遗响和回声，考察它们的撰著情况，有助于深入了解元代中原兵学的状况及其特点。

《孙子释文》

《孙子释文》，潘可大撰。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八有《潘可大孙子释文序》一文，根据这篇序文可知，潘可大，名衍翁，天台（今属浙江）人，勤奋好学，“于书无所不观”，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修辞而好焉”。这部《孙子释文》是潘可大年轻时所作，成书约在元朝初年。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一字曾伯，自号剡源先生，奉化（今浙江宁波市奉化区）人。南宋咸淳五年（1269）入太学，咸淳七年（1271）进士。授建康府教授，迁临安教授，辞不就。后转都督掾，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未到任，会兵起，避兵四明山中，兵平归里。入元，曾任教授之职，《元史》卷一百九十有传。从戴表元的生平来看，他是宋末元初人，与潘可大交好。但是，有人认为《孙子释文》的作者是明末史可法的副将潘可大，实为无稽之谈。

戴表元虽然为潘可大的《孙子释文》写了序，但他本人对兵学并无好感。他在序文中说：“始余疑孙子教吴宫美人战阵非事实，太史公承袭所闻，括其奇载之耳。及言为将，西破楚入郢，北灭齐晋，事亦甚略。盖古有是人，盖言兵，不必其能自为兵也。而《孙子》十三篇遂行于世，后之能兵者，因其宗之。”在《读孙武传》一文中，戴表元同样坚持这种观点。他说：“或问戴子曰：‘子于田穰苴之斩庄贾，尝甚而非之。于孙子之斩吴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似，其情非也。穰苴之将兵，苟恶人之监己，不如勿请。既请而从之，不待令而诛之，是欲借庄贾以威齐也。吴王以美人试武，武受而教之，再三不从而后诛之，则是欲售术于吴耳。然儒者多言孙武治兵无验，吾并疑试宫人非事实。太史公录穰苴事，以所闻适相类，故牵联书之欤？’”^[104]这一观点与宋儒怀疑孙子其人其书的论调如出一辙。

对于潘可大《孙子释文》一书，戴表元虽然出于朋友之谊，说了几句好话，但对于《孙子兵法》的“兵以诈立，以利动”之说，他却非常不赞同。戴表元说：“然而其书之要，曰：‘兵以诈立，以利动。’夫车马资粮之输，赏罚部伍之节，山川阴阳之宜，不待武之智而能及之也。必若以诈而立，以利而动，生人何罪焉？后世尊其人专徇其法，袭其实阳讳其名。凡轩辕氏之子孙，逮于兹累千百年，为血为肉，皇皇然终不能自必其命，非言之文者为之乎？于此复以文翼之，譬若惧火之熄而煽其炎，愈不知所终矣。”他嘉许潘可大的《孙子释文》，但刻意将其与《孙子兵法》的“诈利”之说区别开来。他说：“然潘之意，非翼《孙子》者，观其书所折衷，至称仁人之兵，主于除天下之害，其杀之也，所以生之。诸如此类，本《孙子》所未讲，而学《孙子》之家所未悉。持兵者得是说而行之，则为汤、武之举；谈兵者得是说而推之，则为伊、吕之佐。其心仁，其术慎，其于诈利也远矣。然则必若潘君之云，然后可以论《孙子》哉！故《孙子》犹或可废，而此书之意，不可以不传也。”^[105]

从戴表元的序文中，我们还可以约略感受到当时普通士人对于兵学的态度。戴表元说，潘可大“一日袖以过余曰：‘自吾为此书，朋友始而骇焉什四，中而疑焉什六，卒而非且笑焉什八矣。’”作为一个醉心兵学、痴迷于《孙子兵法》的青年学者，潘可大的兵学研究显然遭到了朋辈的不解和非议。我们无由得知世人对潘可大具体有怎样的评论，但这种状况起码说明，儒生研究兵学是很小众的行为，在价值观上也不为儒家主流所接受。

《孙子旁注》

《孙子旁注》，朱升撰。朱升（1299—1370），字允升，休宁（今属安徽）人，后徙居歙（今属安徽）。至正四年（1344）中乡试，至正八年（1348）为池州路学正。后弃官归隐歙县石门，学者称枫林先生。明太祖下徽州，召问时务，授侍讲学士。洪武元年（1368）进翰林学士，明年请老，三年卒，年七十二。《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有传。

《孙子旁注》一书，《千顷堂书目》《江南通志》《安徽通志》等均有著录。朱升在《孙子旁注序》中称，他被朱元璋“召侍军门”，从征十四年后著成此书，因此有人将它归为明代兵书。但是，朱升生于元大德三年（1299），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至正十四年（1354）到朱元璋军中履职之时已经五十六岁，他的主要生活年代在元代，且著成此书也在元末明初，因此，我们认为，将《孙子旁注》算作元代著作更为恰当。

朱升在《孙子旁注序》中说：

升生不辰，目击群雄，迭相胜负，有成丘止流之惨，深为此惧。伏承我圣皇应运，召侍军门，十有四年，剪除群雄，战胜攻取，机变妙于武子，阵法合乎武侯。是以不揆愚陋，搜辑见闻，间以己意，旁注十三篇，著演八阵图于卷末，使词义畅明，阵势明白，而无徒读其书之患也。

“旁注”是朱升独创的一种注释方法，“每于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义。其有不相连属者，则益之于两旁之间。苟有不明不尽者，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学者读本文而览旁注，不见其意义之不足也”^[106]。这种注释方法有鉴于科举讲义“混诵经注”“断裂经文”的弊病，以随文注释的方式诠解文本、阐明要义，随文注释不足，则在书页之上增设一栏，补充说明。朱升颇以此法自得，自称：“离而观之，则逐字为训，合而诵之，则文义成章，纲提目举，一览可知。其有训而未类，疑而未安者，必穷研极虑，不合乎圣经不止也。尝曰：旁注之作也，知其粗者，以为小学训诂之入门；悟其妙者，知为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于圣经之蕴者以此，此学道之大概也。”^[107]朱升用“旁注”法注释很多著作，“所注书有《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小学》旁注，又有《书传辑》《书传补正》《老子》《孙子》旁注”^[108]。

朱升亲身经历了朱元璋领导的元明易代战争，长期参与军事谋划，他对《孙子兵法》予以“旁注”，不但训释字义、解读文义，而且援引兵书战例，词约义丰，切中肯綮。如他注《谋攻篇》“识众寡之用者胜”一句，旁注：“用兵有以少胜众者，有以多胜寡者，在能善用之耳。”页面上方栏上表注：“《吴子》曰：用众务易，用寡务隘，亦识众寡之用一端。”如此等等，确实符合朱升自称的“词义畅明”。

《武经注》

《武经注》，解观著。光绪六年（1880）刊《江西通志》著录。解观（？—1361），初名子尚，字观我，后更名观，字伯中，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历二年（1329）与其弟解蒙同中江西乡试，至顺三年（1332）再中乡试。至正初年，参与编修宋、辽、金三史。因上书请以宋为正统，与时论相忤，回归乡里。在虎丘山、金钗岭、广陵等地讲学，弟子甚众。至正十一年（1351）再举于乡，明年，试春官，为吴当所诋黜，遂不复出。至正二十一年（1361），陈友谅屡次延聘，拒不前往，江州破，死于战乱。

解观是明代著名士人解缙的叔祖，家学素有渊源，幼警敏嗜学，自天文、地理至兵、刑、历律，靡不深究，尤精于《易》，考宋史如指掌。著有《宋书》一千卷，天文星历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阵图，注《武经》，《刑书考》一卷，作《万分历》，推步如神。^[109]

解观之《武经注》已佚，从他精通宋史，且对天文、地理、兵、刑、历律皆有研究的情况来看，该书很可能是一部颇有见地的著作。

《孙子》张贲注

张贲，约生活于元末明初，具体生平不详。明代刘寅《武经直解》引用《孙子》张贲注云：“予少时避兵山谷间，受读于先人菊斋处士，亡其书已四十余年，今但能记其大略耳。”刘寅《武经直解》作成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前推四十余年，则张贲注《孙子》至迟成书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武经直解凡例》说：“《孙子》张贲注论‘道’字甚重，诸家说得极略。《军争》《九变》错简处，贲皆订正，今从之。其余篇内一句一字之误，并说见本条下。”

刘寅注《孙子》，所引前代注家有魏武、杜牧、张预、张贲等，数家之中，他对张贲注尤为推重。从刘寅所引注文来看，张贲对《孙子》的校注多有新见。如注《计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部曲有制，分官有道，使各主其用而不失其义。”校《虚实篇》，认为“作之而知动静之理”之“作”为“诈”，并注云：“谓或诳之以言，或诱之以利，或示之以害，多方以诡道欺之，则敌之动静可知。”认为《九变篇》“绝地无留”之“无”应为“勿”，此句与《军争篇》“高陵勿向”等八句应相连属，合为“九变”，而《九变篇》中“圮地无舍，衢地合交”“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乃《九地篇》之文。《火攻篇》“昼风久，夜风止”句之“久”字是古“从”字之误，等等。《孙子》张贲注虽然未能流传于世，但其部分观点通过刘寅的注作得以保存，影响至今不绝。

元代中原传统兵学虽然著述不丰，但在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却能出现一批高水平的注作，而且在军事实践中发挥作用，这说明，在政治高压之下，传统兵学依然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并在某些群体中隐秘地传习着。从兵学文化的角度看，元代传统兵学虽然淡出了庙堂之学，却在民间得到了更为深入广泛的传播。在宋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读圣贤书，助皇帝治国平天下是儒生的政治理想，也是现实通路。到了元代，这一局面彻底改变，文人政治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一些著名儒士抱持民族主义气节，不愿接受元政府的招抚，宋亡后隐逸不出。更多的士人则转变了精神生活的重心，用情于诗酒唱和，或从事其他文艺活动。元代杂剧和散曲的繁荣就是其突出表现。这一现象促使兵学文化在更广泛的艺术形式中深化和延展。比如，元杂剧中，纪君祥、尚仲贤等以历代军事和政治斗争为题材，写成了《赵氏孤儿》《尉迟恭三夺槊》《昊天塔》《赚蒯通》等剧目。据《孙子书目汇编》记载，仅《孙武子教女兵》杂剧在元代就有两种。这些剧目中对军事事件、人物的描述，自然地体现着兵学文化的内容，并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到广大普通民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