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社会发展阶段和西夏文产生较晚的限制，西夏的兵学著作，见诸载籍的极少。但是，在西夏社会显然流传着一些独特的用兵之法。史书记载，德明“精天文，通兵法”，曾经根据天相和占卜决定军队进止。[39]元昊也通兵书，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40]《野战歌》和《太乙金鉴诀》今已不传，不知具体所指，由名称推断，当为以歌、诀形式流传的作战、占卜类的兵书。
（一）西夏兵书《贞观玉镜统》
现存西夏兵书中，最为重要的是黑水城出土的《贞观玉镜统》[41]。《贞观玉镜统》刊行于西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是一部由官方组织修订的军事法典。该书今仅存残卷，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
从残存的内容看，该书包括《序言》《政令篇》《赏功篇》《罚罪篇》《进胜篇》五篇，涉及西夏军政的各个方面。《政令篇》是有关军政的规章制度，《赏功篇》是关于各种军功的奖赏规定，《罚罪篇》是对各级将士触犯律条的处罚条例，《进胜篇》是关于各级将士立大功、奇功的奖赏规定。
《贞观玉镜统》中可见的西夏军官职衔很多，如将分正将、副将、正副行将、正副佐将，还有正首领、小首领。有些部门设帐将、押队、护卫、察军、游监、教监、应监，等等。这些职衔大多未见于汉文史籍或与汉文史籍称呼有异。《序言》中有“共命将职，有诏旨，行文书”[42]等语，说明将领的选拔和任命有一套制度规定，经由共同任命，颁布诏书，授予印信，有正式、隆重的仪式。
《贞观玉镜统》体现了西夏依法治军的思想和实践。西夏重臣野利仁荣曾说：“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43]可见，“教之功利”“严其刑赏”是西夏立国治军的基本思想。元昊即位之后，“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44]，确立了严格治军的原则。
《贞观玉镜统》根据不同的军将等级详细规定了赏罚条目。例如，赏功的主要内容有：在战斗中杀敌一人以上者都可得赏，杀的人多，赏赐也多；但如果杀了敌人，后又战败的，就不能奖赏。俘获敌军人、马、甲胄、旗、鼓、金，总数百件以上者，可得赏，俘获越多，赏赐也越多，如此等等。奖赏办法是战利品与所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功罪相抵之后，分等级给予奖赏。罚罪的主要内容有：遇战，不敢战而逃者；在战斗中打败仗者；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进军、战斗、会合者；战争中不互相援助者；战争中弃失本部人、马、甲胄、旗、鼓、金，数量超过一定限度者；虚报俘获量、杀敌量和买卖首级者，等等。处罚的手段主要有处死、终身监禁、罚作苦役、杖刑和刺字、减免官职、罚马，等等。据学者研究，《贞观玉镜统》的赏罚规定与《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四的内容相似，其主要精神也与宋治兵思想一致，但该书的规定较宋朝军律更详细、更完备，而且赏罚比较适中，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相对的合理性，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45]
（二）中原兵书在西夏的传播
在宋夏长期交往中，中原文化经典如《尚书》《诗经》《周易》《周礼》《春秋》《论语》《孟子》《列子》《左传》等都流传到了西夏，并有了西夏文译本。夏仁宗仁孝人庆元年（1144），在州、县设学校，同年在皇宫设小学。次年，又创立大汉太学，仁孝亲临太学祭孔，并封孔子为文宣帝，将西夏儒学推至高潮。体现儒家治国理念和经验的《贞观政要》也被译为西夏文，名为《贞观要文》。
儒家经典传入的同时，兵书也开始在西夏传播。据现存文献考察，现藏于俄罗斯的西夏黑水城文献中有《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以及一份含有孙子传记的资料，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献中有诸葛亮的《将苑》残片等。通过这些残章断简，可以窥见中原传统兵学在西夏流布之一斑。
《孙子兵法三注》，指的是曹操、李筌、杜牧三家注《孙子》。曹操、李筌、杜牧的《孙子注》是宋以前最重要的《孙子》注。三家合注本的出现当在五代或宋初。这三家注后来都收入南宋人汇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www.xing528.com)
西夏本《六韬》为夏仁宗乾祐年间（1180年前后）刻字司官刻本[46]，其中有两篇不见于今本“武经七书”，其他篇目内容也与“武经七书”本有所不同。很显然，西夏译本的祖本是此前或当时流传的另一个《六韬》版本。这对于深化对《六韬》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西夏本《黄石公三略》所据本是早于“武经七书”的古本，书中附有不知名作者的注释，其中多袭引古注，如《群书治要》《长短经》中保留的《三略》注等。[47]
西夏本《将苑》写卷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将苑》版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这些西夏文译本兵书均为北宋官颁“武经七书”之外的版本，这一方面可能缘于宋对西夏的禁兵书政策，宋廷视西夏为长期敌对的政权，对儒经、佛经等之外的书籍多予禁止，对兵书的限制就更为严格。另一方面，“武经七书”的校订在宋元丰年间，有些译本或在此前已出现。宋朝官颁“武经七书”后，其他“七书”版本渐次消亡，西夏的兵书和兵书译本成为宝贵的兵学研究资料。
中原兵书或兵书译本的刊印、传播，促进了宋夏兵学的交流与融合，也必然给西夏兵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汉族士人对中原兵学思想的传播
除中原传统兵书的流传之外，中原兵学思想在西夏的传播还有一个重要渠道，那就是为西夏效力的汉族士人。从李继迁时开始，西夏就非常重视延揽汉族士人。银州人张浦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一生“事保吉、德明两世，忠诚练达，知无不言”[48]，西夏抗宋自立、联络豪右、结盟契丹、谋取西凉等重大战略行动都出自他的谋划。德明时，也积极笼络和重用有文才武略的汉人。宋灵州军校郑美投奔西夏，“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终失灵武”[49]。
元昊继承了祖辈的做法，更加重视招揽汉族豪杰。富弼曾指出：“（宋）举子不第，贫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50]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华州人张元、吴昊，他们科场失意后投奔元昊，受到元昊器重，“凡夏人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51]。元昊建立官制，“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52]，六人之中，汉人竟占五人，足见元昊对汉族士人的重视。
夏毅宗谅祚也十分注意吸纳有才能的汉人，“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时致中国物，娱其意，故近边蕃汉乐归之。掠秦凤时，俘汉人苏立，授以官，颇用事。（景）询，延安人，小有才，得罪应死，亡命西奔。立荐之，谅祚爱其才，授学士，日夜谋伺边隙”[53]。这些汉族士人为西夏建章立制，针对宋的弱点制定方略，给宋造成严重安全威胁。另外，这些人进入西夏统治阶层，不可避免地将中原王朝的政治和兵学思想带入西夏的政治军事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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