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在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中，辽朝很注重学习中原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战法。辽圣宗时，冲破关禁，设法获得宋朝的火炮制造技术和原料，并设立了“掌飞炮之事”的炮手军详稳司。辽中后期，在边防上仿效中原，在东部、西北部边境构建起边防城、边墙和烽火台等城防设施。在战术战法上，辽也积极学习中原的攻城战术。如，神册二年（917），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军进围幽州，卢文进授以攻城之法，“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铜以洒之，日死千计，而攻之不止”[13]。
兵书的撰著和传播是兵学思想交流的重要途径。虽然现存史料中鲜有汉族兵书在辽境传布的记载，但是，言兵者不止于兵书，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都有涉及兵学的内容，汉文典籍在辽的传播也就必然地带有兵学的成分。辽统治者很重视对汉文典籍的搜求，辽灭后晋时，曾“取晋国图书、礼器而北”[14]。辽初，东丹王耶律倍“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15]，他还曾译有《阴符经》一书。此外，虽然宋廷一再申明禁书的律令，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大量汉文图书在辽境内流布。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辙奉使辽国时，接待他的辽国官员就对他说，“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又有人对他说，他父亲苏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还有人向他讨要服食茯苓的方剂，想必是苏辙所作《服茯苓赋》已经传到当地。此外，“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根据这种种见闻，苏辙认为，“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而且有些书和资料很受欢迎，“贩入虏中，其利十倍”。[16]由苏辙的言论，我们可以推断，随着宋、辽之间的长期和平，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中原兵书或带有兵学内容的各类典籍在辽的流通应该不是个别现象。
中原兵学对辽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汉族士人和将领对军政的参与。耶律阿保机十分重视从中原汉俘及扣留的南朝来使中选拔汉族儒士。韩知古、康默记、韩延徽都成为他建功立国的智囊人物，被他列为佐命功臣。辽景宗即位后，重用汉族官僚，出现了韩德让与室昉、耶律斜轸“同心辅政”的局面。[17]辽圣宗时，韩德让更是权倾朝野，多次随圣宗、承天太后出征，议决军机。圣宗奉行“蕃汉并用”“惟在得人”[18]的用人政策，统和十二年（994）下诏：“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19]此后，宋将康保裔、王继忠等被俘投降，成为辽主倚重的战将。(www.xing528.com)
汉族士人和武将在辽朝或参谋军机，或率兵打仗，甚至担任枢密使等要职，必然将中原汉族兵学思想带入契丹，弥合契丹与汉族在兵学思想上的差异。这既有利于辽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也有利于辽顺利统治所占领的汉族地区。如，辽太宗会同九年（946）伐后晋时，诸将肆行杀戮，汉官张砺进谏太宗说：“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20]辽太宗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残杀掳掠激起了强烈反抗，辽军最终不得不北归。辽太宗总结这次失败教训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21]这一认识从侧面印证了张砺意见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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