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夏金元时期的兵学成就及优化

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政权并存继逝的时期，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深度交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兵学发展具有多元性特征，这种多元性来自不同的政权，也来自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宋、辽、夏、金、元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在兵学上呈现出不同的侧重和特色。这一时期的兵学发展又有明显的融通性。各政权之间的对峙和冲突，为各民族兵学提供了竞逐的平台，同时也提供了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机会。各政权和平时期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又使各民族兵学思想相互影响、交流和融通，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兵学文化。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所辖地域广阔，军事实力强悍，五代时期已有左右中原政局的能力，辽太宗时甚至一度攻占了后晋都城。西夏为西北党项族建立的政权，虽然建立较晚，但实力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宋不可小觑的对手。辽、夏与北宋长期并立，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密切而复杂。金是辽治下东北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先后灭辽、北宋，占领中原地区，与南宋成对峙之局。元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十三世纪初崛起于漠北，以强悍的骑兵东征西讨，先后灭西夏、金、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

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都兴起于中国北方，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军事上擅长骑射，以骑兵野战见长。起初，受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基础所限，他们的兵学思想处于较为原始朴拙的状态。随着势力壮大和对外扩张战争，他们的骑射战法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成为中国古代兵学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世界兵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在战争观念上，无论是契丹、党项，还是女真、蒙古，都以掠取财富、拓展生存空间为战争的重要驱动。成吉思汗曾经说：“人生之乐，莫如歼馘仇敌如木拔根，乘其骏马，纳其妻女以备后宫，乃为最乐。”^[1]如果说对同族的战争还有血亲复仇等原因，那么，对异族的战争就是赤裸裸的侵犯和掠夺。北方民族行军作战之时，往往不备大量后勤补给，主要以掳掠足军用。战胜之后，则以掠取的财物和人口论功行赏，激励将士更勇猛地战斗。虽然在政权后期，为了实现对中原地区的长期占领，辽、金、元等朝统治者都有意识地限制了掳掠行为，但“以利为战”仍是其发动战争的根本动因。这种战争观念带来的巨大侵犯性和破坏力，给中原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受“神力天佑”观念的支配，崇尚自然和鬼神，相信冥冥之中有超自然的力量左右战争的胜负。他们一般通过占卜、梦兆、祭拜天地神祇等决定战争行止。辽国“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2]。金人出兵前常以梦为兆，据史书记载，完颜阿骨打在斡沦泺之战前，“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燧而行”^[3]。西夏“出战率用只日，避晦日。……笃信机鬼，尚诅祝，每出兵则先卜”^[4]。蒙古军每当征伐前，都要祭天以及占卜吉凶，“凡占卜吉凶进退杀伐，每用羊骨扇以铁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决大事，类龟卜也”^[5]。这些自然崇拜和宗教迷信一直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给这些民族的兵学思想蒙上了一层蒙昧主义的色彩。

在建军治军思想上，北方民族政权兴兵之初都实行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契丹起兵之时，“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则合符契”^[6]。西夏“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7]。“金国凡用师征伐，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至百户，饮酒会食，略不间别，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8]蒙古出师之前，凡军马动员、作战方案诸事，均由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忽里勒台”讨论决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辽、夏、金、元受到中原政权的影响，逐步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军事民主制受到严重削弱，但他们对将领临机指挥权的操控仍然远不如中原王朝严格，临战之时，将领常被赋予便宜从事之权，这对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是十分重要的保障。(www.xing528.com)

在战略思想上，北方民族政权的共同特点是重进攻而轻防御。游牧民族的侵犯性，加之骑兵擅长机动和突击的特点，使辽、夏、金、元都以进攻战为主要方式。即便是在防御作战中，他们也注重发挥军队的机动性，以攻为守，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主动。辽、金、元诸朝后期，为了维护边防安全，也在边疆地区屯田驻军、筑城戍守，但其防御思想与传统中原政权有很大不同，不以凭城固守为主要方式，而是配合各种战术袭扰，主动出击，甚至在野战中歼灭敌人。

在战术思想上，北方民族将古代骑兵战术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们都以灵活机动、快速突击为原则，充分发挥军队的机动性和冲击性，在奔袭和追歼中取得出其不意的攻击效果。他们还善于利用各种战术手段欺骗敌人，或伏击，或奇袭，或佯败，或疲敌扰敌，或断敌粮道，或绝其外援，待敌人力量消耗，再以精锐部队突击。这些战术原则不拘成法、奇诡多变，以鲜活的战争实践印证了“兵以诈立”“出奇制胜”等规律性作战指导原则。

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战法，是辽、夏、金、元军队的共同点。虽然这些北方民族军队以骑射见长，相对步兵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但军事技术和战法的进步依然是影响其扩张程度的重要因素。金军学习辽、宋的武器制造技术和攻城战法，尤其是将火器用于作战，攻坚能力迅速提升，因此能够占据中国北方地区。蒙古军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进，积极仿制火药、火器，加强训练水军，学习水战战法，最终得以突破长江天堑，统一中国。

在频繁战争和长期和平交往中，华夏文明作为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必然影响到辽、夏、金、元诸朝。这些北方民族政权不但仿效中原王朝建立起封建统治制度，而且在文化上出现了逐渐汉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兵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典籍流通、士人参政、民间文化交流等方式对辽、夏、金、元产生着影响，辽、夏、金、元的兵学思想和实践也反作用于中原兵学，使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