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间在中国古代兵学和军政中的重要性

了解敌情是克敌制胜的前提，而用间则是掌握敌情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兵学十分重视运用间谍。《孙子兵法》专立《用间》一篇，提出五间之说：“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虎钤经》将《孙子》的“五间”扩展为“八间”：以使者为间、以敌人为间、反求来言以为间、反以来人为间、以明间而为间、以内嬖为间、以谗人为间、以乡人为间。（《使间》）

宋儒中虽然有人将用间等同于用诈，或者认为是无关轻重的小伎俩，但当深入探讨军政问题之时，却不得不重视用间。用间牵涉的一系列军政和军事制度问题，又是文臣官僚们所重点关注的。

端拱二年（989），宋太宗诏文武群臣上备边御戎之策。王禹偁和田锡在对策中都谈及用间问题。王禹偁提出“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他说：“臣风闻契丹中妇人任政，荒淫不法，谓宜委边上重臣，募边民谙练蕃情者，间谍蕃中酋长，啖以厚利，推以深恩。蕃人好利而无义，待其离心，因可取也。”^[113]姑且不论他对萧太后治下契丹形势的判断是否准确，他对离间法的重视却是值得肯定的。田锡上书说：“兵书曰：‘事莫密于间，赏莫重于间。’狄中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匈奴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谍若行，则戎狄自乱，戎狄自乱，则边鄙自宁。昔李靖用间破突厥，心腹之人自离贰。募能往绝域刺名王、乱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汉之陈汤、傅介子之流，则不劳师徒，自然归化。此可以缓陛下忧边之心也。”^[114]田锡所说的“用间”其实是两个层次，一是明敌情，二是行离间，他从兵书、战史、边情等角度论用间，其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

宋儒对用间的讨论往往牵涉当代军政。宋太祖朝，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为了维护北部边防，赋予边将充分财权，使他们能重金招募间谍，了解敌情。宋人对太宗朝以后“用间”的批评多以太祖朝为参照。其中，苏辙的论述堪称代表。他认为“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余。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不足”，关键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善于用间。他说：

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间者，三军之司命也。

臣窃惟祖宗用兵，至于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于此。何以言之？臣闻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

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夫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于不足，由此故也。

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夫关市之征比于茶彩则多，而三十万人之奉比于百万则约。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至于百万则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于今世。^[115](www.xing528.com)

苏辙将北宋中期的“冗兵”问题归结为边将无财权，不能用间以“知敌之至情”，只能“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这一结论显然失之偏颇，但是他对“用间”重要性的认识，对“用间”需花费大量金钱以及需赋予边将充分财权的论述，切中当时军政之弊，令人印象深刻。

贾昌朝关于“用间”的意见与苏辙相似。庆历二年（1042），他在论边备的上疏中讲道：

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疆，出师旅，居则有行人觇国，战则有前茅虑无，其审谨若此。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马仁瑀守瀛州，……筦榷之利，悉输军中，仍听贸易，而免其征税，召募勇士以为牙爪。故边臣富于财，得以养死力为间谍，外蕃情状，无不预知者。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善用将帅，精于觇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遗不过数千钱，但略涉境上，盗听传言，塞命而已，故敌情贼状与夫山川、道路险易之利势，绝而莫通。夫蹈不测之戎，入万死之地，觇伺微密，探索机会，非有重赂厚赏，孰肯自效乎？愿鉴艺祖任将帅之制，边城财用一切委之，专使养勇士为爪牙，而临战自卫，无杀将之辱；募死力为觇候，而坐知敌来，免陷兵之耻也。^[116]

“用间”问题不但牵涉间谍的选任问题，而且涉及将权等更高层次的制度问题，各种因素相互牵制，颇为复杂。尤其事关将权，就更不是朝臣们的几声呼吁所能改变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军事体制对将权的束缚对“用间”有很大的制约。

宋代边防要员的“用间”思想和实践也颇有可观之处。庆历元年（1041），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在《上兵策十四事》中说：“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间谍而能破敌者也。昊贼所用谍者，皆厚其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今边臣所遣刺事人，或临以官势，或量与茶彩，只于属户族帐内采道路之言，便为事实，贼情变诈，重成疑惑。”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建策，一是加大对间谍的奖赏力度，“有入贼界而刺得实者，以钱帛厚赏之”，二是重金招募刺客，刺杀元昊心腹。^[117]

庆历末年，包拯任河北转运使之时，对河北的探候人制很不满意，着力进行整顿。第一，对探候人进行统一的登记管理。第二，加强机宜司的财政出纳制度，详细记录探候人所报事宜、支给何等财物、多久汇报一次，等等。第三，多求访有经验的探候人，罢废不谙事的新当差者。第四，只许探报敌人首领所在、将相任免、训练点集、转移粮草等大事，不许申报那些人皆可见的细碎之事。最后，包拯还提请朝廷“严赐约束，不得漏泄”。^[118]这些举措有效改善了北部边防的侦察情报工作。

庆历年间的另一事件，也对间谍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河北广信军间谍梁济世被契丹人发现，脱身归宋，但是，朝旨令河北沿边安抚司指挥广信军，不得收留。张方平认为，此事极为要切，如果间谍在敌国有危险，回来没生路，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做间谍，如此则“边臣守将坐成聋瞽，朝廷先事制胜之术疏矣”^[119]。他呼吁朝廷改变做法。此后，宋廷对于间谍的保护和奖励有了大幅提升，促进了谍报战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宋的军事和外交斗争。^[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