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曾说:“兵法以为无所不备,即无所不寡;能有所不备者,知敌之情故也。今不料敌情,即岂免无所不备?”[102]“料敌”是制定正确战略战术的前提,历来为中国古代兵学所重视。《孙子》在《行军篇》中提出“相敌”之法,详细列举了观察、判断敌情的三十二种具体方法,并称:“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吴子》专立《料敌》篇,条列了“不卜而与之战”的八种情形。《六韬》说:“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文韬·兵道》)“夫欲击者,当审察敌人十四变。变见则击之,敌人必败。”(《犬韬·武锋》)并条列出敌人可击的十四种情况。《三略》说:“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上略》)“料敌”之于作战的重要意义,正如《卫公兵法》中所说:“统戎行师,攻城野战,当须料敌,然后纵兵。夫为将能识此之机变,知彼之物情,亦何虑功不逮,斗不胜哉?”(卷上,《将务兵谋》)
宋人对“料敌”的论述颇为丰富。《虎钤经》在很多篇中都论及“料敌”问题:《知奸》列举了察敌奸谋的七个方面;《候敌》详列了两军交战之前侦知敌将的十五种情况,以及其他判断敌情的十个方面;《料地》《料山》《料水》《料尘》《料敌阵》《料敌营》《料用天气》等分别对不同作战条件下的料敌之法详加论列;《十可击》《五不可击》对适宜或不适宜进攻的情况做了扼要的判断。《武经总要》不但立“料敌将”“察敌形”二目,对料敌之法加以全面总结,而且在“故事”部分将敌人可击的各种情形列为条目,以战例证之。(www.xing528.com)
辛弃疾《美芹十论》的前三篇《审势》《察情》《观衅》讲对敌情的观察和判断,其实也就是“料敌”。只是他讲的是战略层面的“料敌”,不是一般兵家所讲的战役战术层面。《审势》论敌人实力的强弱,主要从土地、财力、兵力、用人等方面考察。《观衅》讲寻求敌人可胜之机。《察情》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料敌”,辛弃疾说:“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他又说:“‘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坐察矣。”也就是说,了解敌情,加以权衡和判断,才能不被敌人迷惑,掌握战争主动权。这一见解是十分深刻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方法论,辛弃疾通过分析和判断敌情,提出了对金作战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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