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正：古代兵学战术的核心与阵法探讨

“奇正”是中国古代兵学战术思想的核心范畴。《孙子兵法》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又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孙膑兵法》说：“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奇正》）《尉缭子》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勒卒令》）曹操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势篇》注释）《唐李问对》的阐述更为精辟，认为“奇正”并无“先后旁击之拘”，“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卷上）。

《唐李问对》的观点得到宋人的普遍赞同。张预解“奇正”，备举前人之说，认为唐太宗“以奇为正，使敌视以为正，则吾以奇击之；以正为奇，使敌视以为奇，则吾以正击之”，将“奇”“正”混为一法，独得“相变循环之义”，最为详备。郑厚在其《艺圃折衷》中将《唐李问对》的“奇正”说归纳为三个层次，并仿《孙子》句式说：“以正合，以奇胜，非善也；正变为奇，奇变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为正，即正为奇，善之善也。”^[92]可见，《唐李问对》的观点已经成为宋人讨论“奇正”的共识。

宋人论“奇正”，除诸家《孙子》注释，尚有李廌《兵法奇正论》、秦观《奇兵》等专文，《武经总要》中也专立“奇兵”一目，探讨奇正理论。宋人对“奇正”的阐释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奇”“正”“伏”三者关系有更深入的讨论。曹操解《孙子·谋攻篇》“敌则能战之”，谓“当设伏奇以胜之”，引出了“伏奇”的概念。杜牧对此提出异议，他说：“夫伏兵之设，或在敌前，或在敌后，或因深林丛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厄山阪，击敌不备，自名伏兵，非奇兵也。”也就是说，他认为“伏兵”是区别于“奇兵”的另一种兵力运用方法。对此争议，宋人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赞成杜牧之说，以“伏”“奇”为二事。如苏洵在《权书》中所言，“正”“奇”“伏”为攻守“三道”，“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矣”（《权书·攻守》）。另一种反对杜牧之说，以“伏”为“奇”之一法。这一观点以《武经总要》为代表。《武经总要》认为：“夫奇兵者，正兵之变也；伏兵者，奇兵之别也。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不能取胜。故不虞以击，则谓之奇兵，匿形而发，则谓之伏兵，其实则一也。”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中的观点与之相近。他虽然很重视“伏兵”，并将“用伏之法”总结为“九伏”，但他又说：“伏生于奇，奇生于机，机生于正，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治安药石·将帅小数》）显然也是以“伏”为“奇”的延伸和具体化。

其次，将“奇正”与“示形”联系起来。孙子在《虚实篇》中提出了“形人而我无形”的观点，他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后人将《孙子》这一论述概括为“示形动敌”，要旨在于隐真示假，运用各种手段调动敌人，掌握战争主动权。^[93](www.xing528.com)

李廌认为，“奇正之变”的目的是“多方误敌，乖其所之”，“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待，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扶”，进而造成“我专而敌分”的态势，避实而击虚。^[94]《武经总要》也认为，“奇正”广泛体现于“示形”“造势”的各个方面：“至其出入诡道，驰骋诈力，则势有万变。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饱而饥之，安而动之，攻其所不备，出其所不意。’此《兵法》之所以为神也。”（《前集》卷四，《奇兵》）要言之，用兵的“诡道”皆为“奇正”的具体运用。宋人的这些阐述深化了对“奇正”的理解，将“奇正”作为指导一切战役战术行动的普遍原则。

再次，宋人对“奇正”的理解与阵法密切相关。宋太宗朝以后，诸帝出于“将从中御”的需要，都对阵法抱有浓厚的兴趣。宋太宗每每赐予前线将领阵图，要求据以布阵接战，受到后人诟病。神宗也很重视阵法，他多次与大臣讨论阵法，并积极组织阵法的试验，掀起了宋代阵法研究的高潮。研究阵法必然涉及奇正。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神宗曾与王安石论司马、孙、吴及李靖团力之法。王安石认为，古人论兵无如孙武，《孙子》“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之说“粗能见道”。神宗也认为，“奇正”乃用兵之要，并以天地之道为喻：“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则变而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95]

阵法固然可以体现“奇正相生”的思想，但诚如李廌所言，奇正之变“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运而不可以迹究”^[96]，关键要靠指挥者的临机处置。宋神宗及文臣们希图通过优化阵法达到“奇正相生”、克敌制胜的目的，显然是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