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兵思想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糟粕，却被历代兵家视为一条重要的治军原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愚兵与愚民是相通的。孙子说：“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孙子·九地篇》）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在封建政治家看来，民众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了解政务的缘由，只要乖乖地照做就好了。在兵家的思想中，士兵只是将领利用和操纵的工具，无须知道军事行动的意图、决策、状况乃至行军路线，只能被当作“群羊”一样，“驱而往，驱而来”（《孙子·九地篇》）。
对于愚兵思想，宋代学者也有一些新颖的解说。何去非认为，面临大敌之时，将领表现出“必胜之气”与“至暇之情”，三军将士则会“气定而情安”，倍增斗志。将领的这种“伪喜伪安”就是愚兵，是对自己军队的诈术：“故用兵之妙，不独以诈敌，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78]以此为“愚兵”，颇有运用心理学原理稳定军心之意。
陈造在一则策问中谈及愚兵问题，他说：“将不智，无以愚其下，有以愚其下，则出入生死，惟吾所使。”他认为，那些孤虚、厌胜、风角、鸟占之类的军事占候之术都是“愚人之术”，智将以之愚兵，才会使部属听从指挥，出生入死。[79](www.xing528.com)
苏洵虽然极力否认自己是“孙武之徒”[80]，对《孙子》的“愚兵”思想却深以为然，并以将之“智”与“严”为兵愚的前提：“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81]
愚兵思想建立在“战者，危事”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可以感召将士舍生忘死的理由，就只能采取欺诈和高压的手段。虽然宋代的“愚兵”言论多出自文人之口，但这一思想确在兵家思想中根深蒂固。结之以恩，迫之以威，愚之以术，是中国古代将领统兵的三大法宝。而宋代军队以募兵为主体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愚兵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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