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领的才德、优点、缺点，都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古代兵学中，对将德的讨论是治军思想的重要内容。《孙子·计篇》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等“将之五德”，《九变篇》又提出了“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膑兵法》中，有数篇论及将道：《将义》提出了将领必须具备“义”“仁”“德”“信”“智”等品质，《将德》提出将领应不轻敌、赏罚及时，《将败》列举了导致将领失败的种种缺点。《六韬》中有“五材十过”之说，“五材”指勇、智、仁、信、忠，“十过”包括：“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龙韬·论将》）
孙子“将之五德”思想的排序有严谨的内在逻辑结构，反映了春秋末期的文化精神和政治生态。随着时代的变化，关于将领素质养成的诸多纲目的排序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六韬》的“五材”论，将“勇”置于首位，提出了“忠”的概念，正是战国时期君主专制的强化在将帅素质养成问题上的曲折反映。[48]宋儒关于“将德”的讨论同样如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学术思潮和政治生态的影响。无论是孙子的“五德”，还是《六韬》的“五材”，总体上都与儒家思想多有相通之处，深得宋儒认可。李常甚至认为，孙子所论“五德”，唯有儒帅方能具备。他说：“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以是言之，非通儒学士知国体者，不足与知此。”在他看来，仁宗时的范仲淹、韩琦等文人帅臣才是“五德”的典范。[49]田锡在将德中首推“仁”“信”，他说：“欲期将帅之臣，先本仁信之用。……先以仁信，次以智勇。勇则三军增气，智则谋虑必中。信则赏罚无党，仁则甘苦必共。信智未明，仁勇或亏。”[50]李清臣以“仁”“威”“勇”“智”“信”为将领的必备素质，认为将领“非仁不能以怀物，非威不能以戢士，非勇不能以震敌，非智不能以应变，非信不能以固结”。[51]其实，“仁”“威”“勇”“智”“信”即为孙子所谓“五德”，只是将“严”换成了“威”而已。由此可见，将“仁”这一道德要求置于“智”“勇”等才干之上，是宋儒对兵家将德要素排序的“拨乱反正”，也是他们关于“将德”的基本观念。
“五德”之中，宋儒对“智”讨论较多。徐积认为，孙子论“五德”以“智”为首，是因为“兵为最难，其形有常，而其变无常”[52]。战争变幻莫测，难以驾驭，因而也就更需要以“智”制胜。何去非也认为，“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战”，唯有材智高明者才能独得用兵之妙。[53]他将“智”“勇”“势”三者相较，认为“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54]。李清臣对“智谋”的解释颇为新颖，他说：“知兵必胜之将，其大略盖出于智谋、仁义，而仁义施之阳，智谋藏之阴，阳明而无不知，阴潜而下不可见。至哉，知此者，其知所谓为将乎！故良将之材未易有也，有之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也，用之而未易终也。非至君不能用将，非至将不能用兵，非至兵不能破敌，兵事将材之难如此。”由于智谋潜而难见，因此，选拔和任用真正的将才是很难的。他提出，君主要在平时垂意于将，通过各种方式考察和选拔优秀的将领：“当途以收之，当术以验之，投之以难而观其决，付之以事而观其应，问之以疑而观其虑，尝之以（故）［政］而观其材，愒之以险而观其忠，较之以气而观其勇，则将斯得矣。”[55]
宋儒对于五德之“严”也很重视。徐积论曰：“传曰：智、信、仁、勇、严，将之事也。则为将必须严，严则有威，有威则号令明，而人畏之。然威必素立，乃可猝然办事。”[56]何去非说：“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驱之使就者，所以齐万民也。纪律非士心之所乐，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严三军也。”军队纪律严明，“以守则整而不犯，以战则肃而用命”。在“爱恤士卒”与“严格军纪”之间，何去非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但是纪律更为重要。他说：“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职也。”“恩”是私人情感，而“令”是职任所在，二者相较，严格纪律要比施以仁恩更为可靠。他论汉将李广之败，认为原因就在于他治军不用纪律。[57]关于李广用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表达了与何去非相同的观点，认为“为将者，亦严而已矣”[58]。他以《易》“师出以律，否臧凶”，以及《穀梁传》“兵事以严终”等为论据，在“严”的问题上进一步沟通了儒家与兵家思想。(www.xing528.com)
宋儒“将德”思想的突出变化在于强调将领的“忠”节，这与宋代儒学纲常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出于对唐末五代“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59]状况的反思，宋儒十分强调伦理纲常的重要性。朱熹认为：“天下国家之所以长久安宁，唯赖朝廷三纲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于上，然后守藩述职之臣有以禀承宣布于下，所以内外相维，小大顺序，虽有强猾奸宄之人，无所逞其志而为乱。”[60]简言之，纲常思想就是要求人们恪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人伦之序以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戒律，在由家至国的各个层面达到“内外相维，小大顺序”的状态。
纲常思想影响到兵学，表现为对将领“忠”节的高度重视。将领兵权在握，行师用兵之际，难免威权独运，很可能成为皇权的威胁，因此，将领之“忠”就显得格外重要，对将领进行“忠君”的训导就成为儒生们的一种道德自觉。李廌《将材论》说：“事君皆以忠，而将之忠为大。盖方其用师也，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将军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图而忘其身，惟国是忧而忘其家，故贵乎忠。忠则无二心故也。”并称：“惟信惟忠，乃为建立勋名之权舆，杜塞危疑之关键也。”[61]綦崇礼《兵筹类要》也论及将领之“忠”。他说：“事君者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惟无以家为者，然后可与语事君之忠。”（《忘家篇》）同样，他也以“忠”为将领成功的前提。他说：“人臣事上莫过乎忠，忠则不欺，故可以动人，可以感神。……矧将臣出万死一生之地，保人民卫社稷，则非忠以有格者，其能成功乎？”（《诚感篇》）
如前所述，“忠”的思想在战国兵书中已出现，《六韬》以之为将领的“五材”之一，“忠则无二心”，又以之为人君的“六守”之一，“付之而不转者，忠也”。（《文韬·六守》）意思是说，身负重任而能毫不犹豫去做，就是忠诚。很显然，宋儒所论之“忠”比《六韬》之“忠”更绝对、更重要。《孙子兵法》虽然没有明确讲到“忠”，但其“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之语却被宋代注家解释为“忠”。在发掘出了“忠”的意涵之后，《孙子》的将德思想在更深程度上为宋儒所认同，就连对《孙子》诈术大加挞伐的叶適也对此表示赞许[62]。对于将领“忠”节的强调，不仅表现在宋儒的言辞之中，而且体现在选将、用将实践中，宋代君主选任将领，无不以“忠”为首要标准。宋太宗就曾经亲书“五材十过”之说赐予潘美、田重进等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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