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虽然只是心学的发端时期，但以“心”“性”为重点的讨论已很多，这对兵学的“治心”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孙子》说：“将军可夺心。”又说：“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军争篇》）何氏注曰：“夫将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连百万之众，对虎狼之敌，利害之相杂，胜负之纷揉，权智万变，而措置于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乱，岂能应变而不穷，处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难而不惊，案然接万物而不惑？”因此，“先须己心能固，然后可以夺敌将之心”。何氏将“治心”区分为两个方面——治己之心与夺敌之心，这实际上是拓展了孙子思想，将其引入了“治军”的范畴。张预注也遵循了相同的思路，他引李靖“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认为“攻其心”的前提是“养吾之心”，“常养吾之心，使安闲而不乱，然后彼之心可得而夺也”。
《孙子》在《九地篇》中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这与“以静待哗”的“治心”之说颇有相通之处。綦崇礼《兵筹类要》专立《镇静篇》，阐述“静”的意义和作用。篇中说：“苟镇静则事至不惑，物来能名，以安待躁，以忍待忿，以严待懈，虽恢诡万变陈乎前而不足以入其舍，岂浮言所能动，诈力所能摇哉？故士不敢慢其令，敌不能窥其际，近取诸身，则心安体舒，内外之符也。”所谓“静”就是“养吾之心”，以静制动。“静”和“心”一样，都是宋代儒学非常重视的概念，《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由此可见，綦崇礼对“镇静”的解释完全是儒学化的。
苏洵更是将“治心”作为将道之首。他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权书·心术》）而他所说的治心之法，则是“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犹有余地，此韩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办也。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权书·孙武》），这显然是将儒家的修持之术引入了将帅修养中。秦观也以“治心”为用兵的关键，他说，“古之论兵者多矣，大率不过有四，一曰权谋，二曰形势，三曰阴阳，四曰技巧，然此四术者，以道用之则为四胜，不以道用之则为四败”，而他说的“道”则是“治心养气而已”。[46](www.xing528.com)
李觏讲“治心”，侧重于得士卒之同心。他说：“夫用兵之道，岂特武艺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47]他认为，晋文公教战，使民“知义”“知信”“知礼”，这其实就是“治心”。后世将帅虽然不能达此境界，但如吴起亲为士卒吮疽，李广与士卒共饮食，也可视为“治心”之道。李觏对“治心”的阐释显然已经超出了《孙子》本义，引申到了团结民众、团结士卒，得士心以得死力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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