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治气与士气高昂的军队建设

孙子说：“三军可夺气。”又说：“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军争篇》）《吴子》说“气有盛衰”（《励士》），《尉缭子》说“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孙膑兵法》讲到激气、利气、厉气、断气、延气（《延气》），阐明了战争各阶段士气的特点。很显然，兵家非常重视“治气”，认为“气”之盛衰直接关系战争胜负。

宋儒对“治气”的诠释融入了儒家“气”“性”等观念。何氏注《孙子》说：“夫人情，莫不乐安而恶危，好生而惧死，无故驱之就卧尸之地，乐趋于兵战之场，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斗之气，一旦乘而激之，冒难而不顾，犯危而不畏，则未尝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则率尔争斗，不啻诸、刿。至于操刃而求斗者，气之所乘也；气衰则息，恻然而悔矣。故三军之视强寇如视处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张预注不仅关注到激发士气，还提到了守吾之气、养吾之气、夺敌之气等问题。他说：“气者，战之所恃也。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则其锋不可当。”他引李靖之说，“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所谓守其气者，常养吾之气，使锐盛而不衰，然后彼之气可得而夺也”。《将鉴论断》也认为，“治气”的关键在于激怒将士：“兵之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激者，怒也。气以怒激，战以气胜，……善用兵者，养其气，蓄其怒，时出而用之，有所不战，战必胜矣。”（卷四，《王霸》）

苏轼认为，“气”是战胜的关键，“其战以气”，“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37]“勇”与“气”密切相关，“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无论将领还是战士，并非天生勇敢，也不可能人人勇敢，这就需要讲求“致勇之术”。他说：“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权，英雄豪杰之士，所以阴用而不言于人，而人亦莫之识也。”“夫倡者，何也？气之先也。”他指出，勇与怯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转化关系，君主和将领要善于利用这种变化：“闾阎之小民，争斗戏笑，卒然之间，而或至于杀人。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虽天下之勇夫，无以过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顾其妻子，未始不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气之所乘，则夺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间。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开其自悔之意，则是不战而先自败也。”他所谓“倡”，就是挑选军队中勇敢之人为倡导，带动其他人奋勇作战。他说：“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楯相搏，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军之众，可以气使也。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那么，如何才能选拔出为全军“倡”的人呢？他说，“倡莫善乎私”，“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视其勇者而阴厚之”。也就是说，君主或将领平时要留心有“异材”的勇士，以私恩相结交，可行无功之赏，也可赦免其罪，这样才能“愧其心而责其为倡”。^[38]苏轼认识到军队中勇者的榜样作用，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否需要通过结以私恩的方式笼络勇者，是值得商榷的。

苏辙也很重视“气”。他说：“夫战胜之民，勇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盖所以战者，气也；所以不战者，气之畜也；战而后守者，气之余也。古之不战者，养其气而不伤。今之士不战，而气已尽矣。此天下之所大忧者也。”苏辙所论之“气”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是指外交上的信心和勇气。他论宋与契丹、夏等的关系，认为很多人惧怕夷狄，一味主张交欢纳币，“此适足以坏天下义士之气，而长夷狄豪横之势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今诚养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听夷狄之妄求，以为民望，而全吾中国之气。如此数十年之间，天下摧折之志复壮，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当畏也。”^[39]另一方面，则是指涵养己方士气。他说：“养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难，而养兵尤难。何者？士气之难伏也。举兵而征行，三军之士，其心在号令，而其气在战；息兵而为营，三军之士，其心在垒壁，而其气在御；陈兵而遇敌，三军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气在胜。气之所在者，毒之所向也。”^[40]可见，“气”是行军作战的关键问题，养兵之难，难在养气。那么，当如何“养气”呢？他说：“方其未战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后遇敌而不惧，见难而效死，何者？气盛故也。”^[41]他所谓“养气”，主要是平时加强训练，提升士兵的军事技能，以期在战场上“遇敌而不惧，见难而效死”。这一思想与苏轼相比显然更为切实。至于如何在战场上运用气，他说：“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锐气，是以其兵无敌于天下。”^[42]

宋神宗曾与臣下多次讨论“养气”的问题。北宋中期以后，军政废弛、士气不振的问题较为突出，宋神宗深感忧虑，王安石说：“忘战必危，好战必亡。当无事之时作士气，令不衰惰，乃所谓不忘战也。人心排下进上，若鼓旂明丽、器械精善、壮勇有技者在众上，即士气虽当无事之时，亦不衰惰也。”^[43]王安石提出的武器装备要精良、以壮勇之士为表率，都是军政管理的重要方面，其中，“壮勇有技者在众上”与苏轼所言“致勇莫先乎倡”类同，只是王安石强调平时，苏轼重在战时而已。事实上，熙丰变法的诸多举措都是致力于建设一支严整善战、士气高昂的军队。王安石论保甲之效时曾说：“人情大抵好胜，先王能养其胜气，故可以使之征伐。”^[44]而他提出“养其胜气”的方法，便是请宋神宗善用手中的“义利之权”。(www.xing528.com)

熙宁六年（1073），荆湖两江地区传来捷报，宋神宗与王安石等议论于朝堂，其中颇涉“治气”问题：

王安石言：“近得章惇书，辰州屡获首级，新附之民争先思奋，盖恐功在人后。”上曰：“近者，诸路士气甚振。凡兵以气为主，惟在朝廷养之耳。”冯京曰：“陛下赏之厚。”上曰：“庆历日，用兵赏非不厚，然兵势沮败，不能复振，此可为鉴也。”安石曰：“诚如圣旨。若令数败，即虽厚赏之，何能振其气？要当制置令勿败耳。”上以为然，因言李牧事，曰：“古人役不再籍，粮不三载，盖养士气，以一决成功。”安石曰：“此所谓其节短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亦是意也。”^[45]

这里面谈到了几个与“治气”相关的要素。一是厚赏。冯京认为厚赏是军民争先恐后的重要原因，但神宗举出反例，以庆历用兵厚赏但成效不彰为鉴。也就是说，厚赏不是“养气”的关键因素。二是胜以养气，打了胜仗自然士气高昂，所以要尽量避免打败仗。宋神宗和王安石都同意这一观点。要打胜仗，就需要谨慎，措置得宜，等等。三是一鼓作气，做好充分准备，争取一决成功。王安石引孙子“其节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相印证，将兵书、战史中战役战术层面的“治气”引入了战略层面，颇有新意。

宋人论“治气”，还往往结合儒家“养气”理论，延及治军的其他层面。如，綦崇礼以“气”为将领修养的重要内容。《兵筹类要》中专列《志气篇》，他说：“将以志为主，以气为辅。志藏于神而为气之帅，气藏于肺而为体之充。苟气不足以发志，志不足以运气，则何以勇冠三军而威振临敌？故曰：功崇惟志。又曰：志至焉，气次焉。知此则知所谓大勇矣。”这里所讲的“志”“气”完全本于《孟子》，《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公孙丑上》）《孟子》的“志气论”是宋代儒学发扬光大的要点之一，綦崇礼论“志气”则将其引申到了兵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