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全胜”思想在其他兵书中也有体现，如《六韬》中说：“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武韬·发启》）又说：“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龙韬·军势》）《尉缭子》认为，国家富强，不出兵也可“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兵谈》）总之，兵家所谓“全胜”，就是以最小代价谋取胜利，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
宋儒非常重视孙子的“全胜”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却与《孙子》本意有所不同。《孙子》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了“以全争于天下”“兵不顿而利可全”，“不战”是手段，服务于“争”“利”“屈人之兵”的目的。宋儒对“全胜”的诸多阐释中，往往更多地强调“不战”，导致了对这一思想的扭曲和误读。
首先，“全胜”的基点由利害转为仁爱。李廌在《慎兵论》中将“不战”与“慎战”联系起来，他认为，《孙子》所谓“不战”是基于“不忍人”的爱人之心，是“慎于兵”的表现。梅尧臣、张预等注家也强调“不战”是因为“战则伤人”，也是从“爱民”的角度进行解释的。这样的解释固然也有道理，《孙子》主张“全胜”，可能确有不务多杀的意图，但是，从孙子思想整体来看，他的本意是以“不战”实现“屈人之兵”，利害的权衡是这一思想的基点。宋儒强调“不战”的仁爱动因，显然是基于儒家立场的理解。
其次，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同于“仁政制敌”。如李觏认为，“彼贫其民而我富之，彼劳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宽之，则敌人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将匍匐而至矣。彼虽有石城汤池，谁与守也？虽有坚甲利兵，谁与执也？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矣”[14]。这一论点显然脱胎于《孟子》“行仁政而王”的思想，是儒家战争思想的自然延伸。叶適则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孙子“伐谋”“伐交”所能致，只有夏禹、商汤那样的圣王才能“不战全争”。[15]也就是说，“仁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充分条件，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仁政”的必然结果。这种解读使兵家“全胜”思想成了儒家“政胜必然战胜”逻辑的注脚，消解了战争谋划、战争准备、战争实践等军事活动的意义。(www.xing528.com)
再次，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与防御战联系起来。如尹洙认为，周密的战争准备可以使敌人无隙可乘，进而“不战而慑”。[16]南宋袁燮在论及范仲淹守边时，认为他修筑城寨、加强战备，就是“不战而屈人兵者”。[17]倪朴则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同于“深沟高垒”“不与之战”的防守之术。[18]更有甚者，苏轼甚至将苟且偷安当成了“不战而胜”，称道高太后和哲宗“屈己以消兵，故不战而胜”。[19]宋儒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种理解显然与其在边防作战中处于守势的状况以及宋太宗以后的消极防御战略密切相关，表面上看，这样的解读似乎不无道理，但在此类议论中，《孙子》“全胜”思想所蕴含的积极主动的精神和高超的战略智慧，已经向实际化、庸俗化方向蜕变了。
当然，宋儒对“全胜”思想的理解也并非完全如此。如陈亮论将领用兵作战时说：“设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谋虑，常若有不可当者，而后可以全胜于天下。”[20]也就是说，“全胜”是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赢得的绝对战场优势。陈亮的这一见解更接近《孙子》思想，显然比一般儒家学者高出一筹。但总的来说，持这种观点的宋儒是极少数，而将“不战而屈人之兵”机械理解为“不战”，或者由此“贵谋而贱战”[21]，则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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