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注家共识：将兵家之道理解为儒家的仁政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是军事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德国近代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9]这一观点被认为是界定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经典论断。中国古代对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问题也有丰富的论述，而且大多认为政治决定着战争的性质和胜负。如《商君书》认为，“凡战法，必本于政”（《战法》）。《淮南子·兵略训》认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尉缭子》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兵令上》）儒家更是以“仁政”为制胜的根本。《孟子》曰，“仁者无敌”（《梁惠王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荀子》曰，“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议兵篇》）这些都是这一思想的经典表述。

兵家讨论政治与军事关系的主要范畴是“道”。在“武经七书”中，“道”除了指“战道”，也寓有“政道”之意。《孙子》将“道”列为“五事”之首：“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计篇》）与此“道”含义相近的用法，还有“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齐勇若一，政之道也”（《九地篇》）等。孙子所谓的“道”指统一民众思想、战斗力的方法，可以理解为与政治相关，但立足点仍然在于军政。《三略》论“道”说：“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卷上）《六韬》论“道”曰：“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韬·文师》）这些兵学经典所谓的“道”都与儒家的“道”有一定差别。

秦汉以降，儒家对兵家“道”的解读经过了一个不断儒学化的过程。以诸注家对《孙子》“五事”之“道”的解释为例，曹操曰：“谓道之以教令。”显然以“道”为“训导”之“导”，“导”的内容是“教令”，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儒学色彩。梁孟氏的解释已经开始杂糅“兵”“儒”两种立场。他一方面说，“道，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故能化服士民，与上下同心也”，这俨然是儒家的口吻；另一方面又说，“故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非以权数而取之，则不得其欲也”，这又是以“道”为孙子所谓之“诡道”。到了唐代，儒学化倾向更加明显。杜佑解为“德化”^[10]，李筌解为“以道理众，人自化之”。李筌所著《太白阴经》，卷一有篇名为“主有道德”，也是以“道”为统治者的德化。杜牧、陈皞则径引《荀子·议兵篇》，解“道”为“仁义”。

宋代《孙子》注家在前人基础上走得更远，他们基本上都将孙子之“道”等同于儒家之“道”。梅尧臣解为“得人心”，王皙解为“人和”，何氏引《尚书》解为“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张预则解为“恩信”。施子美认为，曹操将“道”解为“道之以教令”，不足以阐释孙子原意，杜佑解为“德化”才是正确的。总之，将兵家之“道”理解为儒家的“仁政”是宋代注家的共识。(www.xing528.com)

《孙子》注作之外，宋儒对兵家“道”的解说也遵循了同一思路。如，欧阳澈在一篇奏疏中将孙子之“道”解为“人和”。他说：“所谓道者何？孙武谓人和为道是也。孟子亦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黄石公亦曰：‘得道者昌，失道者亡。’”^[11]在他的理解中，兵家与儒家所言之“道”并没有什么区别。李觏解“道”为“道德”，认为人君主道德，将领主诈力，“仁义者，兵之本也；诈力者，兵之末也”。如果君主的“仁义”与将领的“诈力”“用之得其所”则无敌，相反，如果君主不通“仁义”，而将领多“诈力”，则会“虽百战百胜，而国愈不安，敌愈不服也”。^[12]朱熹进一步确定了“道”在《孙子》思想中的无上地位。他说：“且如《孙》《吴》专说用兵，如他说也有个本原。如说‘一曰道。道者，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后造大事’。若使不合于道理，不和于人神，虽有必胜之法，无所用之。”^[13]至此，“道”不但被诠释为儒家的“仁政”，更被提升为孙子兵学思想的本原，“以儒解兵”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总之，儒家学者对兵家“慎战”“道”等思想的诠释形成了儒学认同、接受兵学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使兵家的战争观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带有了明显的儒学化倾向。这一过程中，兵儒思想越来越密切地融合在了一起，而这种融合是以儒学为主导，且以一定程度上曲解传统兵学思想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