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儒家、道家都主张“慎战”，但其出发点是道德主义。兵家也主张“慎战”，其出发点却是功利主义。《孙子》首句即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火攻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也就是说，作为战争决策者，君主和将领要理智地对待战争，以是否“合于利”作为战争决策的依据，而不是凭一时愤怒贸然开战。只有“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才能达到“安国全军”的目的。由此可见，《孙子》“慎战”思想是基于对战争特质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利害冷静全面的考量。《吴子》也主张“慎战”，《图国》篇中说：“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多胜不代表有利，反而可能蕴含失败的危机。这里讲的也是利害。《司马法》说：“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又说：“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仁本第一》）这些论述都是客观理性地界定战争边界，从利害、存亡角度讨论战争，其中谈到的“安人”“爱民”“止战”也有道义的成分，但主要是对战争目的、性质和有限性的规制，而并非否定战争。
宋儒对“慎战”思想的论述明显地糅合了儒家的道德主义和兵家的功利主义。《论语》曰：“子之所慎：斋、战、疾。”（《述而》）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释为“战则众之死生、国之存亡系焉”，这正是以《孙子》“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之语作解。可见，在“慎战”问题上，宋儒认为兵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别无二致。但是，这种认同其实也无形中消解了兵家与儒家战争观的不同。在宋儒对《孙子》的注释和解读中，我们可以更真切地观察到，“慎战”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孙子“慎战”思想中“利”的原则被模糊了，由主动的“以利动”，变为被动的“不得已而用之”。如，张预释《孙子》“非危不战”为：“兵，凶器；战，危事。须防祸败，不可轻举，不得已而后用。”（《火攻篇》）又如，李廌专门撰写了一篇《慎兵论》，其中讲到运用武力的原则：“万一正不获意则权，必用武乃济，然后哀矜怆恻而用之以犯难，难平即止。”[8]也就是说，用兵的目的不是“趋利”，而是“避害”“救乱”，要以哀矜怆恻之心用兵，难平即止，这与《孙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原则显然不同。另一方面，孙子“慎战”思想的基础被由“利”置换为“义”。梅尧臣注《孙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句说：“兵以义动，无以怒兴；战以利胜，无以愠败。”在这里，“义”直接取代了“利”，成为是否发动战争的先决条件。在解释“非利不动”一句时，他认为，“凡兵非利于民，不兴也”，“利于民”在《孙子》中并无明确的表述，显然是梅尧臣对《孙子》“利”的思想的引申，而按照儒家的逻辑，“利于民”也是“义”的表现。在这类诠释中，传统兵家“慎战”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偏移，由“重利”的功利主义演化为“重义”的道德主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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