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兵”的重要性的认知是论兵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战争观的重要内容。《孙子兵法》开篇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宋代学者在这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宋真宗时，张知白上书说：“夫五行之中，金为兵；以五事配之，则金为义。兵之为用，实不可去也。乃知言弭兵者，罪莫大焉。”[2]也就是说，兵是“义”最重要的实现方式。朱台符说：“农者，国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国之命也，其功在战胜。此二者存亡所系也。”[3]“兵”与“农”同等重要，农为国之本，兵为国之命，都关系到国家存亡。张方平的论述更为宏阔，他说：“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政之本经，惟文与武。礼乐制度，文之施也；禁暴戢乱，武之用也。今朝廷所言大事，必曰军国，是知兵者，时之大务，邦之重柄。”[4]既然“兵”如此重要，自然应该高度重视，加强军事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兵为国之大事，兵关系国家存亡，是兵家与儒家的基本共识。
“兵者，不祥之器”，是老子的名言，也是中国文化对“兵”最重要的定性。这一观点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慎战”“反战”“厌战”等思想都可溯源于此。宋初的赵湘作《兵解》一文，对老子的命题做了较为辩证的讨论。他在文章中说：“黄老言：兵为不祥之器，有道者不用。后世闻之，以为兵者皆不祥，用之者皆无道也。呜呼！其亦不知道之甚者矣。兵之器，不祥于凶人而祥于吉人，故有道者当用之以治天下，非圣人用之以害天下。天下之人，暴乱之残贼者，必欲圣人之有兵也。”也就是说，不能笼统地说“兵”是“不祥之器”，对于凶人、无道者而言，用兵则不祥，对于吉人、有道者来说，用兵则祥。他举涿鹿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等为例，认为这几次战争不仅不是“不祥之器”，反而是圣人铲除暴君、拯救黎民的大仁大道之举，“彼三圣者，如不用兵，是不仁不道之莫大矣”。他又以孔子思想阐释这一观点：“孔子之圣，非欲为兵说，在春秋时，则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又曰：‘我战则克。’皆有道也。卫灵公问陈，则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是亦不祥于凶人也。”孔子“兵”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非欲为兵说”，卫灵公问战阵，他答以“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是因为卫灵公无道。另一方面，孔子又主张“教民以战”，自信“我战则克”，是因为有道者用之。赵湘进而质疑老子“不争而胜”的观点：“黄老之言，但以恬憺冲虚而为道，不争而为胜。彼时将杀天下之人，恬憺冲虚，其能制之乎？”他的结论是：“兵非不祥之器，有道者用之，无道者勿用。”[5]赵湘的这篇《兵解》，对道家消极的兵论予以批驳，肯定有道之“兵”推动历史进步的价值，具有一定积极意义。(www.xing528.com)
关于“兵”的目的和作用，中国古代向有“武有七德”之说，“七德”指“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6]。宋初名臣田锡作了一篇《武有七德颂并序》，对“七德”做了新的阐释。他说：“兵者，利用也，生杀赏罚出于己，旌旗金鼓荣于目，摧坚破刚快于意，苟不以道德仁义主张牢笼，以彰明武德，则淫戾之过返诸己，而驱除之柄在于人也。”也就是说，因为“兵”以利为动，具有强大的破坏性，所以必须以武德相约束。所谓武德，就是圣人用兵的规范和准则：“以兵除害，所以见禁暴之德也；以顺为武，所以见戢兵之德也；有功而不伐，所以见保大之德也；克乱以筑京观，所以见定功之德也；所务不违民欲，所以见安民之德也；兴废继绝，所以见和众之德也；动不耗国，所以见丰财之德也。”田锡认为，基于武德的用兵，目的不是夺取土地和财富，也不是耀武扬威，而是禁暴除害、“威大国”、“怀小国”，维护统治秩序，“所加之兵，所临之国，非土地是贪，惟封疆是正；非玉帛是取，惟贡职是征；非威武是耀，惟凶慝是服；非震怒是逞，惟教告是明”。[7]在这一解释中，“武德”为道德仁义，与利益毫不相干，这与《左传》中楚庄王所言“七德”迥异其趣，透露出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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