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朴写《拟上高宗皇帝书》：致敬有权者

倪朴，字文卿，浙东浦江人，居石陵村，故号石陵。尝应进士举，不第，“豪隽不羁，喜舞剑谈兵，耻为无用之学，必欲见之于事功”^[47]。因执着于科举和事功，直到四十七岁尚未婚娶。加以性格桀骜，任性使气，难以容于乡里。淳熙中，为人所构陷，徙家筠州，后以赦归，困顿终身。倪朴与陈亮性情相近，交谊深厚，在陈亮的引荐下，与周葵、郑伯熊等浙东前辈学者均有交游。他对兵要地理有深入研究，遍览群书，考天下山川险阻、户口多寡，著成《舆地会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绘为一图，挂于屋壁，手指心计，何地可战，何城可守。晚年虽知不能见用，著《鉴辙录》五卷，指陈御侮用策之失。可惜的是，这些兵学著作均已失传。绍兴末年，他撰成《拟上高宗皇帝书》的万言长文，备论灭金之策，受到永嘉学派先驱人物郑伯熊的极力褒奖，但以无路进献而罢。此文与其他一些文章流传下来，后人编为《倪石陵书》。

与辛弃疾、陈亮一样，倪朴坚定主张恢复中原，《拟上高宗皇帝书》首先批驳了失败主义论调。他说：“今之进谋者，莫不曰：‘彼强而我弱，彼众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强弱不敌，众寡不斗，小大不战，事未可以先举。’夫弱不可以敌强，寡不可以敌众，小不可以敌大，是天下之常语耳，非所以为谋也。古之人谋人之国者，论其机会之可乘，形势之可败而已，初不在于他也。苟以强弱、众寡、小大而言，则秦并六国而强，胡为而丧？苻坚举百万之众，胡为而败？不知天下之理，大则易危，小则难倾，强则易挫，柔则难折，是故取大国易，取小国难，灭强敌易，灭小敌难。”他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宋金强弱之势，认为“金人之势，其可以必灭者有五”，“金不可以不灭，其说亦有五者，大抵以利害相反而言也”。其大意为，恢复中原是天意所在，民心所向，如果不及时进兵，中原老一辈凋零，新生代不知先王之德化，会增加收复的难度，这一观点与陈亮《中兴论》的见解是一致的。

基于对形势的分析，倪朴根据“因敌而制胜”“避实击虚”等作战指导原则，提出了三种作战方案。其一，敌人未发，当先发制人。令诸将水陆并进，袭敌屯戍之所，夺其要害之地，“所谓‘迅电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也”。然后迁都江表，以壮诸将声援之势，则黄河以南，可传檄而定。倪朴认为，先发之策是“今日之至机”。因为自绍兴和议后，南宋一直处于弱势求和的地位，此时主动出击，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其二，敌师已动，则全面迎敌，正合奇胜。“使江淮之师堂堂之众出寿春、出盱眙、出涟水以迎其前；然后一军出荆襄、入陈蔡，绕出贼后以溃河洛；一军出陇蜀、入散关，据关陕以震两河，天下定矣。”其中江淮之军为牵制之师，荆襄、陇蜀两路为袭虚之众。倪朴引三国为例，诸葛亮的战略构想是利用吴蜀表里之势以图中原，荆襄一失，故不能取关中。南宋吴蜀一家，荆襄一地，为“牵缀贼势于淮南，使荆襄、陇蜀之众相表里捣其虚”的战略提供了条件。其三，敌锋甚锐，则列江而守，坚壁不战。“夫千里兴师，速战则利，相持则不利，延日持久，粮运不继，士心必危，师久而无攻，则粮竭而财匮，其众不自乱则必自溃，势之必然也，此不战而屈人兵之策也。”

以上三策，倪朴并不认为是上、中、下三策，而是根据不同形势的不同应对之法。三策之中，第二策最为重要，是一举而复中原之策。倪朴认为，恢复中原，非蜀兵不可。首先，蜀兵为进攻主力。他说：“蜀之于吴，相去万里，势若不相关，彼必不虞于我也。彼之意在东南，而吾之意在西北。吾得志于西北，则东南之兵不足虑也。用兵之法，不过虚与实而已。法曰：实而备之。又曰：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敌之实，吾能备之，敌之虚，吾进而冲之，则何不利之有。且彼不与吾相持于东南，吾之西兵固不可以深入，惟其大兵大将举聚于东南，而吾西兵得以乘其虚而捣之。”蜀兵是冲敌之虚的奇兵，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力量，因此当重点经营。其次，用兵之时，蜀兵亦分为奇正。“候彼国之众举皆东向，便乘间深入，正兵自凤州出散关，据凤翔以招秦陇，奇兵自兴元出斜谷，自洋州出洛谷，皆不盈七百里，入据长安，以向潼关。而又出荆襄之师，捣弘农、河洛以为之声援，若此，则中原可指日而复矣。”以蜀兵为奇兵，进占关中，恢复中原，是倪朴恢复大计的重点所在。

倪朴还提出了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七个方面的建议，所谓“其事势相关不可缓者有七”，分别为顺天、立将、屯兵、强兵、防奸、安民、理财，一一加以阐明。“顺天”讲阴阳不和、旱涝灾害是因为岳飞蒙冤、张浚被黜，应该为岳飞申冤，复张浚之职，以顺应天意。“立将”认为当给予将领权柄，使之能统御部下、威爱士卒。“屯兵”讲兵力部署。倪朴认为，“分合为变”不仅可用于战阵，也可用以指导屯兵部署，他说：“战而不知分合之变，不可以战；守而不知分合之变，亦不可以守。……一分一合而后为变，不惟用于一阵之间为然也，散而守，合而攻，进而斗，退而处，皆不离乎此也。”他认为，当时的屯兵部署，前后分离，形势孤立，属于“不知分合之变者”。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宜分诸道，各以重兵继其后，而为之声援，为之统率。谓如两淮屯兵，则一统于睢阳；沿江诸屯，则总于建业；上流委命于夏口；沿汉听令于襄阳。使之左则左，使之右则右，一处受敌，诸屯皆应，表里相维，纵横相合，号令相通，若一身之运臂指。攻其右则左应之，攻其左则右应之；敌击吾左，吾攻其右；敌击吾前，吾攻其后。攻其所必救，出其所必趋。使吾之守，敌不知其所攻；吾之攻，敌不知其所守。如此，则势虽分而实不分，地虽远而实不远，以守则固，以攻则克，然后为善之善者也。”总之，就是要形成可分可合、可攻可守、前后相应、表里相关之势。“强兵”认为兵强在于“气”，提出招募豪勇敢死之士，组成义兵，皆勿黥涅，优为之制，精加训练教养，使之成为有锐气的军队，进而带动原有官兵，增强其气势。这一意见试图通过兵制的调整改革，增加军队战斗力。“防奸”讲加强内部控制，主张加强保甲制，“等级而卒伍之”，遇有警急，则由州县长官统领平乱。“安民”反对当时迁都之策，认为当在出兵之时迁都，号召民众，鼓舞士气。“理财”主张藏富于民，“权其所取以优民，时其所用以省费”。“权其所取”指运用鬻官爵、卖度牒等权宜之计，“时其所用”指节省皇帝祭祀的虚文浮费，“停横恩以需有功，省滥赐以待将士”。倪朴的七项主张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均与恢复大业息息相关，是其用兵三策的基础和支撑。由此可见，倪朴不惟对用兵韬略有深入研究，对于治国理政也有独到见解。

倪朴以一介布衣而论国事，《拟上高宗皇帝书》虽然得到郑伯雄、陈亮等的赞赏，却无由上达圣听，更无从得以实现，只能作为学者立言的典范传诸后世。元人吴莱评其文，认为他论征讨大计，与陈亮不相上下，“当时之士，惟同父为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与同父获用于世，天下之兵蜂集蚁聚，胜负虽未可知，必也人心国论之既定于一，力守东南以为保障，专意西北以谋进讨。江淮、襄汉日以宁谧，秦凤、陕虢之间遗民襁负，义士壶箪，尚不为无补于万一者”^[48]。明人宋濂在为倪朴所作传中也说：“朴以一布衣之微，非有爵号之荣，禄赐之厚，乃能赤心忧国，吐其耿耿，直欲叩帝阍上之。虽其书不能进，其视贾廷佐之二疏，陈亮之三书，俊快朗烈，照耀后先，如朴者，岂非人杰也哉！使朝廷用之，未必不能立奇勋，奈何奸恶秉轴，有志之士不获泄其忠愤之气，推是言之，亦不独人谋之不臧也。”^[49]倪朴空有才略，无缘施展，固然可惜。事实上，即便他的方略真的付诸实践，也未必就能成功，因为战略运筹与战略实践之间有着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但是，从倪朴的文章来看，他对战略形势的判断，对灭金战略的规划，对宋屯兵、兵制、用将、财用等问题的意见，都切中肯綮，确乎体现了“愿出为当世有用之学，而不欲仅为儒者陈腐无实之空言”^[50]的特点，与辛弃疾《美芹十论》、陈亮《中兴五论》等一样，代表了南宋战争方略论述的较高水平。

【注释】

[1]《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九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1年。本书所引《十七史百将传》均出自该本。

[2]《十七史百将传序》。

[3]《十七史百将传序》。

[4]韩淲：《涧泉日记》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十七史百将传序》。

[6]按：关于翟注本的写作时间，参见李裕民：《四库全书宋人著作提要订误四十则》，载罗家祥主编：《华中国学》第三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6—287页。

[7]《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志六》。

[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百将传》提要。

[9]《鄱阳集》卷一。

[10]明隆庆元年（1567）耿文光重修翁氏刻本《百将传》后序。

[11]戚继光撰，邱心田校释：《练兵实纪·杂集·储练通论上》，中华书局，2001年，第201页。

[12]《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六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本书所引《兵筹类要》均出自该本。按：关于《兵筹类要》一书，《宋史·艺文志·兵志》中著录有“余壹《兵筹类要》十五卷”，又有“余臺《兵筹类要》十五卷”，“壹”“臺”显系形近而讹，二书实为一书。该书与綦崇礼《兵筹类要》是否有关系，尚且待考。

[13]《宋史》卷三百七十八《綦崇礼传》。

[14]《永乐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兵·兵守》，中华书局，1986年。

[15]《宋史》卷三百七十八《綦崇礼传》。

[1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七《北海集》提要。

[1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三十册，齐鲁书社，1995年。本书所引《将鉴论断》均出自该本。

[1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将鉴论断》提要。

[19]包恢：《敝帚稿略》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将鉴论断》提要。

[21]按：此段文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有讹脱，据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残卷（存卷一至卷四）校对。

[22]参见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第340页。(www.xing528.com)

[23]《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七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本书所引《历代兵制》均出自该本。

[24]《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历代兵制》提要。

[25]邓广铭：《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卷八与王铚的〈枢廷备检〉——为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作》，《邓广铭全集》第九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00—506页。

[26]《温州新修学记》，《叶适集》第二册。

[27]《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历代兵制》提要。

[28]岑仲勉：《唐史余沈（外一种）》，中华书局，2004年，第332页。

[29]《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七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本书所引《守城录》均出自该本。

[30]《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九《守城录》提要。

[31]《宋史》卷三百七十七《陈规传》。

[32]《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引汪若海札子。

[33]《宋史》卷三百七十七《陈规传》。

[34]《宋史》卷四百一《辛弃疾传》。

[35]按：本节所引《美芹十论》《九议》均采用徐汉明校注：《辛弃疾全集校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

[36]按：关于《美芹十论》的确切作年，史料记载不同。《宋史》本传谓稼轩乾道六年（1170）入对延和殿，作《九议》《应问》三篇及《十论》献于朝；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及唐顺之《右编》均题“宋孝宗时建康府通判辛弃疾进”，稼轩通判建康府在乾道四年至六年（1168—1170）；清辛启泰辑《稼轩集钞存》题“乾道乙酉进”，乙酉为乾道元年（1165）。现代学者对此亦有争论，邓广铭、刘浦江认为，《美芹十论》当为隆兴二年（1164）夏秋始作，乾道乙酉写完奏进（参见邓广铭：《〈美芹十论〉作年考》，《辛稼轩诗文钞存》，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邓广铭：《辛稼轩的归附南宋和〈美芹十论〉的奏进——纪念辛稼轩诞辰850周年》，《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刘浦江：《辛稼轩〈美芹十论〉作年确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2期）；蔡义江、吴熊和两位学者认为《美芹十论》作于乾道四、五年（参见蔡义江、蔡国黄：《辛弃疾〈美芹十论〉作年考辨》，《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吴熊和：《辛弃疾〈美芹十论〉作年考辨》，《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齐鲁书社，1980年）；辛更儒认为《美芹十论》作于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宋金议和之前（参见辛更儒：《〈美芹十论〉的确切作年再考》，《浙江学刊》1997年第2期）。综观诸家论述，邓广铭、刘浦江、辛更儒诸先生之说更令人信服，《美芹十论》的撰著时间当为隆兴二年十一月宋金协议订立之前的宋金对峙时期，其进献朝廷的时间略在其后。《稼轩集钞存》所录《美芹十论》出自《永乐大典》，“乾道乙酉进”之说其来有自，故从其说。

[37]《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美芹十论》提要。

[38]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中华书局，1986年。

[39]《宋史》卷四百一《辛弃疾传》。

[40]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辛弃疾全集校注》。

[41]闵泽平：《南宋“浙学”与传统散文的因革流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0—71页。

[42]《中兴论》，《陈亮集》（增订本）卷二。

[43]《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陈亮集》（增订本）附录一。

[44]《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增订本）卷一。

[45]《谢留丞相启》，《陈亮集》（增订本）卷十八。

[46]《方孝孺读陈同甫上孝宗四书》，《陈亮集》（增订本）附录二。

[47]宋濂：《倪朴传》，《倪石陵书》附。

[48]吴莱：《石陵先生倪氏杂著序》，《倪石陵书》附。

[49]宋濂：《倪朴传》，《倪石陵书》附。

[50]吴莱：《石陵先生倪氏杂著序》，《倪石陵书》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