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美芹十论》与《九议》的优化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南宋著名将领和词人。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辛弃疾投耿京义军，为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1162），耿京以其为先遣，奉表归宋。宋高宗命其以节度使印告召耿京，归途闻知张安国等杀害耿京，投降了金朝，遂率部直趋金营，俘张安国以归。其时，年仅二十三岁。归宋后历任建康府通判，知滁州，江西、湖南、福建、浙江东路等地安抚使等职^[34]，在任期间招抚流亡者、训练军队、安定民生，颇有政声。辛弃疾胸怀恢复大志，提出了一系列建策，所著《美芹十论》《九议》^[35]等，系统阐述了对局势的判断以及用兵方略。辛弃疾文学造诣很深，其词以豪放著称，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苏辛”。

《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是辛弃疾对恢复大计的系统筹划，作成于隆兴二年（1164），乾道元年（1165）进献朝廷。^[36]《十论》分别为《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从宋金双方实力的对比，宋廷应做的军事斗争准备，到战略要地的防御，解决粮饷的屯田之策，再到对于将领、士卒、归正人的团结之术，宋金之战的战略筹划，内容十分系统完备。因此，后世不仅以之为策略的样本，而且将它归入兵书之列。

《美芹十论》前三篇论金人之弊，阐明敌人可胜之形。《审势》分析宋金双方形势，认为金人虽有可畏之形，实无可用之势。由于金人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民不堪命，军人怨愤，内部矛盾激化，徒为疑我之形，实不足虑。《察情》论察敌之情。辛弃疾认为，金人善用和战两种手段，“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实欲和而乃以战耍我”，他分析敌情，认为金人“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唯其不敢必战，才会张大声势以要挟，希图侥幸得逞，不能为其“虚声诡势”所迷惑，失去制胜之机。《观衅》从民心向背角度论金内部形势，指出中原沦陷之民“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如朝廷有意恢复，必然激发起他们反抗金人统治的斗志，使其成为有力的内应。

《美芹十论》后七篇论宋廷之所当行，“所以求己之能胜”^[37]。《自治》篇重点反驳了当时盛行的失败主义论调。辛弃疾说：“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他认为，所谓“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观点是对历史的错误认知，三国吴、东晋、南朝、十国等被中原政权所灭，根源在于这些政权不能“自治”，“自治”且不暇，如何胜敌？他指出，宋金对峙的形势与历史上的南北形势大异，他痛斥失败主义论调“犹怀千金之璧，不能斡营低昂，而摇尾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详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他提出了两条最重要的“自治”之策，“一曰绝岁币，二曰都金陵”。做这两件事的目的并非马上改变敌我形势，而在于振作士气，“内有以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他说：“今绝岁币、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战。天下有战形矣，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有所恃而思乱。”只有展现出必战必胜的决心，才能成就恢复之功。

《守淮》提出了重点防御、守中有攻的守淮思路。辛弃疾认为，两淮地区的防御至关重要，“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他总结之前两淮之战的教训，认为“备多力寡”是战事失利的重要原因。他说，“臣闻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守淮必须“聚屯”，实行要地重点防御。他提出了“聚兵为屯，以守为战”的原则，主张择精骑十万，分屯于山阳、濠梁、襄阳三处，在扬州或和州置一大府以督之。敌人攻击一处，则以其他兵力援应，同时出兵攻击敌人虚弱之处，做到“虏来不足以为吾忧，而我进乃可以为彼患也”。这就是古人用兵的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法。

《屯田》篇中，辛弃疾指出：“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必欲使粮足而饷无间绝之忧，惟屯田为善。”南宋一直有屯田的尝试，但成效不彰，辛弃疾建议以归正军民及州郡之兵屯田于两淮之间，“内以节冗食之费，外以省转饷之劳，以销桀骜之变”，一举多得。《致勇》讲鼓舞将士之勇，对于将帅和士兵要用不同的方法，“致将帅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贵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纾其不平，速赏而恤其已亡”。《防微》针对南宋以来的投敌通敌事件，提出笼络智勇之士，广开言路，优恤归正之民，谨防有才能之士投敌致患。《久任》主张任才以专，对于主政大臣、将帅等，应当“信之专，期之成”，不能因为一次胜败而轻易黜陟。这些篇章所讲都是加强军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先为不可胜”，才能待敌之可胜。

《详战》是《美芹十论》的最后一篇，在前面九论基础上，辛弃疾提出了“以海道三路之兵为正，而以山东为奇”的伐金方略。他从地理的险易、轻重出发，认为对于金国而言，“其形易，其势重”的地区在山东，“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但金人不识此大势，在山东地区的部署很简略，反而将重点放在了关中、洛阳、京师（按：指开封）等处。因此，辛弃疾提出，出兵川蜀、襄阳、淮西，分别对应金屯聚重兵之处，多为旌旗金鼓之形，佯为进攻，使敌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同时以沿海战舰出击山东沿海登、莱、沂、密、淄、潍等州郡，吸引山东境内之兵。山东既为虚邑，民众必起而为乱。乘此机会，选一骁将，率兵五万，步骑相半，直取山东之地，然后传檄河朔，收复中原。在这一战略谋划中，海道、三路之兵为正兵，起到牵制、佯攻的作用，不必用精锐之师；山东之兵为奇兵，是进攻的主力，当配置最强的军队。

《详战》提出的战争方略是辛弃疾在深入研究敌我形势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的成果。据《朱子语类》所载，早在张浚兴师北伐之前，辛弃疾就向他提出了这一建策，但未被采纳。^[38]

乾道六年（1170），在上丞相虞允文的《九议》中，辛弃疾同样阐述了这一战略，所论更为具体：

然四路者非必以实攻也，以言耸之使不得去，以势劫之使不得休。何则？彼重之吾又重之，其信我者固也。然后以精兵锐卒，步骑三万，令李显忠将之，由楚州出沭阳，鼓行而前，先以轻骑数百，择西北忠义之士，令王任、开赵、贾瑞等辈领之，前大军信宿而行，以张山东之盗贼，如是不十日而至兖、郓之郊，山东诸郡，以为王师自天而下，欲战则无兵，欲守则无援，开门迎降唯恐后耳。然后号召忠义，教以战守，传檄河北，喻以祸福，天下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著，城不攻而下，兵不战而服，有不待智者然后知者。此韩信之所以破赵而举燕也。

在这篇中，辛弃疾以四路为正兵，以奇兵出沭阳攻山东的战略构想并没有改变，但对北伐将领的安排给出了具体建议，可见，他的方案更加成熟和细化。

《九议》的基本观点与《美芹十论》相同或相近，但也有一些《美芹十论》所未及者。《九议》开篇指出：“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而江左所未尝有也。”欲求胜，当先定规模。所谓“定规模”，就是“小胜不骄，小负不沮”，从全局、长远着眼，通盘考虑恢复大计。他提出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www.xing528.com)

一、得智勇之士。辛弃疾说：“恢复之道，甚简且易，不为则已，为则必成。然而某有大患：天下智勇之士未可得而使也。”他所谓的“智勇之士”与华岳所谓的英雄豪杰有相通之处，这些人有真才实干，特立独行，“以气为智勇，是真足办天下之事，而不肯以身就人者，叩之而后应，迫之而后动，度其上之人果足以有为，于是乎出而任天下之事，其规模素定，不求合于人者”。辛弃疾激切地指出，恢复中原，是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的大事，并非君主和宰相的私事，明主当与智勇之人共图大业，“盖天下有英雄者出，然后能屈群策而用；有豪杰者出，然后能知天下之情”。因此，他建议虞允文“舒写胸臆，延访豪杰，无问南北，择其识虚实兵势者十余人，置为枢密院属官，有大事则群议是正而后闻，……此古人论兵决事之大要也”。

二、无欲速，审先后，能任败。辛弃疾指出：“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而所谓气者又贵乎平。气不平则不足以知事之情，事不知其情则败。今事之情有三：一曰无欲速，二曰宜审先后，三曰能任败。”欲速则不达，无论是“言和者欲终世而讳兵”，还是“论战者欲明日而亟斗”，都不是理性的态度，必须要做长远打算，谋定而后动。“审先后”是指系统筹划攻城、略地、训兵、积粟及命使、遣间等事，用兵如弈棋，巧用先后之着方能制胜。“能任败”是指不为一时成败所左右，坚忍成事。辛弃疾认为，这三点虽然不能决定胜负，但决定了用兵的气象，可以不为浮议所移，不为深间所窥。

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辛弃疾说：“举天下之大事而蔽之以一言，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他认为，对金人应“骄之”，使其麻痹大意；“劳之”，使其疲于应付。总之，“兵以诈立”，要用各种手段欺骗敌人，“诈之不为不信，侮之不为无礼，袭取之不为不义，特患力不给耳”。

四、善用阴谋。辛弃疾对阴谋做了这样的解释：“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故善为兵者阴谋。阴谋之守坚于城，阴谋之攻惨于兵。心之精微，出而为智，行乎阴则谓之谋。”他认为，阴谋是取得“先胜”的手段，他所指的阴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攻其腹心之大臣”，利用反间计，使金统治阶层相互残杀；二是“间其州府之兵卒”，瓦解金的基层防卫力量。

五、富国之术。辛弃疾认为，恢复大计，不可能一战而胜，要为旷日持久的战争做准备，就必须讲求富国之术，培植国力。他提出了两点：一是惜费用，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二是宽民力，厚养其民，使民有余力。只有培植国力，深根固本，才能为持久战提供支撑。

六、和辑士众。辛弃疾看到南宋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为此忧心忡忡，他认为，“私战不解则公战废”，为了恢复大计，他建议朝廷调和各政治势力，“思有以和辑其心者，使之合志并力，协济事功”。

《美芹十论》和《九议》系统阐述了恢复中原的方略及相关军政问题，是辛弃疾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两组文章对宋金形势的分析，对战争方略的谋划，对治军、后勤等的论述，无一不展现出辛弃疾深厚的兵学素养。他主张“兵以诈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基于双方众寡、强弱、形势、地理进行分析，知己知彼，杂于利害，提出避实击虚、奇正相生的用兵方略，主张“视卒如爱子”，“军赏不逾时”，不以一时成败处置将帅等，都是以兵学理论指导军事实践的典范。《九议》成文较《美芹十论》为晚，文中对于兵学理论的运用更显纯熟。例如，提出用兵方略之前，辛弃疾引论曰：“既谋而后战，战之际又有谋焉。吾兵与虏战，众寡不相敌也。使众寡而相敌，人犹以为虏胜，何者？南北之强弱，素也。盖天下之势有虚实，用兵之序有缓急，非天下之至精不能辨也。故凡强大之所以见败于弱小者，强大者分而弱小者专也。知分之与专，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所与战者寡，则吾之所以胜者必也。故曰：‘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又曰：‘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又曰：‘形之所在，敌必从之。’”由此可见，“众寡”“强弱”“虚实”“示形”“专分”“出其不意”等都是辛弃疾战略构想的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辛弃疾还主张安抚归正军民，与中原民众的反抗斗争相呼应，主张宽民力，厚植国本，体现出政治家的胸怀和眼界。他在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整顿乡社，创置飞虎军，在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任上赈济灾荒，政绩斐然，这些都说明他不但识见过人，而且实有干才，是“上马能杀敌，下马能草檄”的文武全才。

辛弃疾对恢复大业满怀热情，主张积极进取，他说：“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孰为利？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者，孰为得？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论也。”（《美芹十论·详战》）在《九议》中，他甚至对虞允文表示：“苟从其说而不胜，与不从其说而胜，其请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如果他的方略不能成功，他情愿以死谢罪。行文之中，他对自己伐金方略的自信，希望朝廷采纳其说的恳切，跃然纸上，令人动容。他还说，不希望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而在失败后被人说成有先见之明。

遗憾的是，辛弃疾虽然在乾道六年（1170）受到了孝宗的召见，但因为他“持论劲直，不为迎合”^[39]，他的意见并未被朝廷采纳，而是如他所不希望的那样，只是被后人认为“知言”而已。宋末刘克庄议论说：“辛公文墨议论，尤英伟磊落。乾道、绍熙奏篇及所进《美芹十论》、上虞雍公《九议》，笔势浩荡，智略辐辏，有《权书》《衡论》之风。其策完颜氏之祸，论请绝岁币，皆验于数十年之后。符离之役，举一世以咎任事将相，公独谓张公虽未捷，亦非大败，不宜罪去。又欲使李显忠将精锐三万出山东，使王任、开赵、贾瑞辈领西北忠义为前锋。其论与尹少稷、王瞻叔诸人绝异。呜呼！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余读其书而深悲焉。”^[40]以辛弃疾的韬略和抱负，其无疑是南宋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却始终不得重用，不能展其所长，其论兵宏文甚至一度湮没无闻，最终以词人的身份垂名青史，这不仅是辛弃疾的悲哀，更是南宋王朝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