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将鉴论断：传记与评析的结合体》

《将鉴论断》^[17]，又称《将鉴博议》，或《历代将鉴博议》。《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戴溪《历代将鉴博议》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称：“明武定侯郭勋尝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达宾序，题曰《将鉴博议》，与宋版不同。考《永乐大典》，已引为《将鉴博议》，则其来久矣。”^[18]盖《历代将鉴博议》为原名，《将鉴博议》为简称，《将鉴论断》为别名，《将鉴论断》与《将鉴博议》两个书名长期并传。

关于《将鉴论断》的作者及成书，尚有一些疑问。现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戴溪序及《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宋麻沙本均题为宋戴溪少望撰。戴溪是南宋著名士人，《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南宋馆阁续录》等均载其事迹。戴溪（1141—1215），字肖望，或作少望，号岷隐，学者称岷隐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为别头省试第一，赐同进士出身。曾为湖南石鼓书院山长，所著《石鼓论语答问》颇负时誉。淳熙十五年（1188），叶適上书右相周必大，推荐名贤三十四人，戴溪名列其中。开禧北伐失败后，知枢密院事张岩督师京口，戴溪参议军事。后召为资善堂说书，由礼部郎中六迁至太子詹事兼秘书监。嘉定八年（1215），以龙图阁学士致仕。绍定间追谥文端。著有《春秋讲议》等。但是，戴溪《将鉴论断序》自署作于“绍兴辛酉中秋日”，这一时间与《宋史·戴溪传》的生平殊为不合。《四库全书总目》已经指出，“考沈光作《戴溪岷隐春秋传序》，称其字曰少望，则此书当为溪作。然溪以淳熙五年登第，开禧中尚官资善堂说书，而此书自序题绍兴辛酉，为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岁三十八年，距开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应如是之老寿，疑别一人，其名偶与溪字同也”。

戴溪曾参议军事，戴著有宋代书目著录，且翟安道注《十七史百将传》也曾引戴书，因此，《将鉴论断》为戴溪所著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疑问也确实不容忽视。笔者在检索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部与该书颇为相似的《将鉴》。南宋包恢《敝帚稿略》中有《跋邓州通判饶公将鉴》^[19]一文，称饶廷直作《将鉴》，又名《将论》，共为百篇。文中说饶廷直在绍兴议和、割让邓州之际，坚守危城，以身殉职，是一位忠义之士。他所著《将鉴》“欲进而未果”，长期湮没无闻，直至近百年之后，才有同乡包恢为之表彰。据包恢所言，《将鉴》与《将鉴论断》一样，都是以儒家之“理”为论将标准，更重要的是，该书作成于绍兴辛酉（1141），恰好与戴溪序所题时间相符。这些暗合之处都说明该书似与《将鉴论断》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今存《将鉴论断》是否即为饶廷直所作，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尚不能定论。

《将鉴论断》十卷，共百篇，收录自春秋孙武迄五代郭崇韬九十四人（按：《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两淮盐政采进本收录九十三人，可能为误计）。全书卷目如下：

卷一战国：孙武、范蠡、田穰苴、孙膑、吴起、乐毅、田单、赵奢、廉颇、李牧、白起、王翦、蒙恬。

卷二西汉：张良、韩信上下、樊哙、周亚夫、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赵充国、冯奉世、陈汤。

卷三东汉：邓禹、邓训、寇恂、冯异上下、贾复、吴汉、岑彭、耿弇、耿恭。

卷四东汉：王霸、臧宫、祭遵、马援、班超、窦宪、虞诩、皇甫规、皇甫嵩。

卷五三国：魏：张辽、司马懿上下、邓艾。蜀：诸葛亮、关羽、魏延。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

卷六西晋：羊祜、杜预、王浚、马隆、周处。东晋：祖逖、周访、陶侃、谢玄。

卷七南北朝：秦：王猛上下。宋：檀道济、王镇恶。梁：韦睿。魏：崔浩上下、于谨。齐：斛律光。周：韦孝宽。

卷八隋：长孙晟、杨素、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

卷九唐：李靖、李勣、李孝恭、尉迟恭、苏定方、薛仁贵、裴行俭、唐休璟、张仁愿、王忠嗣、李光弼。

卷十唐：郭子仪上下、李抱真、李晟、李愬、马燧、浑瑊。五代：梁：王彦章。唐：郭崇韬。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将鉴论断》“大抵多为南渡后时事而发，如第一条诋孙武之徒能灭楚，终于恃强以亡吴，盖隐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条称范蠡能复吴仇，为春秋大夫第一，则又隐激诸将恢复之心。而耿弇一条，窦宪一条，尤三致意焉”。作者在序中对撰写目的讲得更清楚，文中说：

三代而下，为将者计功不计德，任将者择才不择行，文武之道于是分裂，而仁义诗礼之师殆十未一二也。尝取春秋迄五季诸将行事得失之概，折衷以理而论述，凡一百篇，目曰《将鉴论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皎然明白，如指诸掌，所冀后人观往以知来，选而入之，推而广之，损其有余，抑其太过，而勉其不及。孝于亲而忠于君，勇于义而忠于礼，崇廉耻谦逊之风，杜乘争陵犯之衅，知柔知刚，知弱知强，可以养心，可以修身，可以利国，可以便民，可以保功，可以全名，可以居安，可以临危，可以守常，可以应变。进退去就，辞受取舍，无施不可，期于合理，不专诡诈，果敢驰骋行阵而已矣。至若历代华戎之盛衰，用兵彼己之胜负，商榷评订，亦具载焉。噫！区区论述之意，欲以少补于世，世必有能辩之者矣。(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作者撰著《将鉴论断》的现实动机很强，目的是以古鉴今，有补于时事。该书选录将帅重在“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倡导将领忠、勇、廉、谦之德，因此，该书虽然在选目上与《十七史百将传》略同，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却与《何博士备论》更为相近。可以说，《将鉴论断》是将传类和史评类兵书的结合体。例如，书中论李广用兵失纪律，即引《何博士备论》之说：“先儒以为，部伍、行阵、营屯、顿舍，与夫昼夜之谨严，符籍之管摄，皆谓之纪律，……其言信矣。”所谓“先儒”即指何去非，这段议论出自《何博士备论·李广论》。

《将鉴论断》的编纂体例是：“每人之下，皆以一语标目，评其得失，而反复论其所以然。”^[20]每将之下的标目起到总评作用，如评孙武“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评田穰苴“假权变守经常”，评李广“用兵失纪律”，评冯异“不伐其功”，等等。然后就是具体论述将领的成败得失，也就是所谓的“论断”。《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它说：“大旨主于尚仁义，贱权谋，尊儒者，抑武臣。”准确地概括了该书的主旨和特点。《将鉴论断》的儒学立场几乎表现在每篇之中，下面略举数例以见其大端。

例一，关于孙子和《孙子兵法》的评价。

《将鉴论断》第一篇即为《孙武》，作者首先肯定了《孙子兵法》的价值：“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矣。”但是，接下来，作者话锋一转，变为对孙子及《孙子兵法》的批评：“然武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也。考其所言与其所行而知之。”孙子知权谋而不知仁义，致使他并未成就大功，“得不补失，利不偿害。虽曰善于用兵，而所以用之者，盖不由其道也”。这番议论揭橥了“权谋”与“仁义”的对立，与苏洵、苏轼等对孙子的批评如出一辙，显然为北宋以来贬抑兵学思想之余绪。作者以孙子为权谋的代表，又以《六韬》《司马法》为其对立面。文中说：“古者文武一道，伊尹之于鸣条，太公之于牧野，皆以大圣大贤而任将帅之事。其用兵也，以安民为心，以安社稷为心，非善战争也，非贪势利也，非幸功名也，以仁伐不仁，以义伐不义，而权谋亦寓夫仁义之间，如《六韬》《司马法》之所陈，本末先后自有序也。”这里对《六韬》《司马法》的褒扬显然是过当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表达了崇“仁”尚“义”的思想，以“权谋亦寓夫仁义之间”为理想状态。通过对历史上将帅的归纳和比较，作者进一步得出结论，“辅以仁义者，必能善终如始”，“专任诈力者，往往及于祸败”。

例二，论将以“德”为先，以“功”次之。

《将鉴论断》卷四中《祭遵》篇标目为“有德之将”。文中说：“兵家之论将曰，功而已，安以德乎？儒家之论将曰，德为先，功次之。何谓之功？城守野战，有劳于国是也。何谓之德？爱人利物，尽忠于君是也。”作者认为，“上焉者，功德兼茂，其次者，德优于功。与其功有余而德不足，未若功不足而德有余也”。将领如果“功有余而德不足”，就会作威弄权，人主忌之，士庶怨之，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如果“功不足而德有余”，就会守礼循法，人主信之，士卒附之。作者认为，祭遵就是“德大于功”的典型，在东汉开国二十八将中，祭遵的战功并不卓著，德行却很好，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厚待士卒，家无余财，因此，他得到光武帝的厚待，善始善终，极尽哀荣。

在《杨素》（卷八）篇中，《将鉴论断》说：“先儒有言曰：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作者认为，杨素就是“才胜德”之人，虽然战功卓著，但是德行很差，媚上欺下，残忍暴酷，与上文所讲的祭遵恰恰相反。

对“功”（才）与“德”次第的认识是兵家与儒家的一个重要差异，“德”优先，就是忠诚优先，在忠诚的基础上，功才有意义。否则，功越高，危害越大。当然，在现实中，将领“德”高望重依然会遭到君主的猜忌，因此，“德”最要紧的还是“忠诚”“谨畏”“小心”，宋代选将偏重“循谨”者，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例三，对制胜之“本”的认识。

《将鉴论断》认为，战国时田单立下“再造齐国”的奇功，是“以少覆众、以弱取强”的典范。推求其战胜原因，一般认为，在于“纵反间”“立神师”“火牛阵”三事。但是，作者指出，这些都是“侥幸于一时，殆非致胜之术也”。作者从田单与鲁仲连的对话中领悟到了“制胜之本”。文中讲道：“单尝攻狄，三月不克，问计于鲁仲连。仲连对曰：‘将军之在即墨也，坐则织篑，立则仗锸，为士卒倡：宗社亡矣。当此之时，将军有必死之心，而士卒无幸生之气，闻君之言，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驰骋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单于是厉气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桴鼓之急，狄人乃下。”^[21]也就是说，制胜的根本不在于战略战术的安排，而在于人心、士气、决心等主观因素。因此，作者进而讨论了强弱胜负的辩证关系：“故夫国大而兵众者未必强，国小而兵寡者未必弱。强者未必常胜，弱者未必常败。国大兵强而狃于胜，则将军惰而士卒骄，忽于料敌而轻于使人。……国小兵弱而戒于败，则上下心专而力齐，虑深而难犯。”（卷一，《田单》）

例四，对君将关系的论述。

中国历史上，君权与将权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很多战功赫赫的名将都以惨死收场。《将鉴论断》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很多篇章讨论的都是将领如何自保的问题。作者虽然也认为君主和将领要相互信任，但更多地还是主张将领要守“礼”，要忠于君主，要“不伐功”，要功成身退。在“武经七书”之中，《将鉴论断》极为推崇《黄石公三略》，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檀道济》篇中说：“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王用之则王，伯用之则伯，为将用之可以立功而保身，非孙吴比也。盖孙吴之书，知有权谲而已，可用之于危而不可用之于安，可用之于暂而不可用之于久，然其利近而效速，故后世谈兵者必先焉。若夫《三略》之书，则其旨远，其理深，人君惟光武知之，故能以神武定四方，又能以柔道理天下，能驾二十八将以成功，又能不任功臣以吏事，可谓圣君矣。人臣惟子房知之，故能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又能辞三万户之封侯，能运筹帷幄，又能从赤松子游，可谓贤矣。”“《三略》之言曰：‘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君，国定主安，臣以义退。’又曰：‘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臣不可威多，威多则身蹶。’”《将鉴论断》认为，《三略》中的这两段话是“天下至言”，是处理君将关系的不二准则，历史上唯有光武帝和张良成功实践了这些原则，功成名就，进退自如。而宋文帝和檀道济却不懂这些道理，檀道济“卒以威名过重，见忌于时”，宋文帝则听信谗言，召而杀之。因此，作者告诫为将者，《三略》之书“不可不熟究其义，而用以立功，用以保身”（卷七，《檀道济》）。

《将鉴论断》纵论将帅得失，完全以儒家思想为准则，重点在于将道、将德。对于克敌制胜的将才，则秉持诸家成说，多为持中之论。如主张以强击弱，“善用兵者，必先料敌之强弱。强则避之，所以挫其锐也；弱则取之，所以乘其弊也。挫其锐而乘其弊，然后可以收其全胜之功。小而用于一阵，大而用于天下，莫不尽然”（卷二，《韩信》）。认为以弱敌强“非兵家之常法也”（卷二，《韩信》），“十围五攻，用兵之常法；以寡覆众，为将之奇功”（卷五，《张辽》）。主张重敌轻死，“何谓重敌？知彼知己，虑善以动，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少则能退之，不若则能避之是也。何谓轻死？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是也”（卷二，《李陵》）。重视激发士“气”，“人之勇以力，力之奋以气。以匹夫而抗万乘，以一身而陵三军，岂惟力有所恃哉，必其气有所激也。盖气有所激，则此直而彼曲，视众如视寡，视强如视弱”（卷二，《樊哙》）。又说：“兵之所以战者，气也。气之所以激者，怒也。气以怒激，战以气胜。”（卷四，《王霸》）主张学习兵法，针对霍去病“顾方略如何耳，不必学古兵法”之说，指出“使去病之言为然，孙吴之书宜投诸火，何乃世传而代习邪？”同时又反对泥守兵法，认为，“兵法不可不学也，学兵法而不达其用，亦不可也”。（卷二，《霍去病》）总的说来，《将鉴论断》对于制胜之法的评述，多为泛泛之论，或引武经之语，或承前人成说，并无多少创新之处。

《将鉴论断》成书后，流传较广，《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存目》著录的两淮盐政采进本为宋麻沙本，今已不得见。元代有至正乙巳（1365）重刻本，杨维桢为之作序，序言说：“今二百余年，而我右辖张公得其书于吴兴，以其论裁不谬于理，而深有警劝于人，命工录其本而锓诸梓，将以分示诸校。”可见该书在元代曾由官方刊行，并分发给将校。明代有武定侯郭勋重刻本《将鉴博议》，也有数种明抄本。明清时期，该书传到朝鲜，清康熙三十年（1691），朝鲜曾以元至正本翻刻。^[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