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博士备论：第一部文人论兵佳作

《何博士备论》^[88]，何去非著。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今属福建）人，生活于宋神宗、徽宗年间。他好学古兵法，长于论兵，神宗元丰五年（1082）以特奏名入仕，被任命为武学教授（元丰改制后称武学博士）。何去非在武学任教长达八年之久，其间，参与了著名的“武经七书”的校定工作，而且是最主要的编校者之一。《何博士备论》一书亦撰成于此时。元祐五年（1090），何去非出任徐州教授，在任八年以后，于绍圣四年（1097）转做地方官，历任知富阳县、沧州通判、司农司丞、庐州通判等，卒年七十三岁。其著作除《何博士备论》外，还有文集二十卷、《司马法讲义》三卷、《三略讲义》三卷，可惜今已失传。

《何傅士备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史论集，它批评历代人物与事件，与苏洵的《六国论》等史论相近。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去苏氏父子为近。苏洵作《六国论》，咎六国之赂秦；苏辙作《六国论》，咎四国之不救；去非所论，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轼屡称之。”正由于与“三苏”文风相近，观点一致，苏轼对何去非十分赏识，称赞他说：“尝见其所著述，材力有余，识度高远，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89]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荐举何去非换文资，又于元祐五年奏进《何博士备论》，荐何去非任馆职，但未能成功。

《何博士备论》在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中均有著录，但各家所记篇数互有不同。据苏轼荐状，该书共有二十八篇，但今存本皆为二十六篇。篇目分别是：六国、秦、楚汉、晁错、汉武帝、李广、李陵、霍去病、刘伯升、汉光武、魏上、魏下、司马仲达、邓艾、吴、蜀、陆机、晋上、晋下、苻坚上、苻坚下、宋武帝、杨素、唐、郭崇韬、五代。每篇以一人或一朝为主，评其用兵得失，重点阐述某一兵学思想。如《李广论》，结合李广的治军事迹，对治军“爱”与“令”问题加以论述。又如《苻坚论上》，提出“兵以义举而以智克，战以顺合而以奇胜”的观点。再如《霍去病论》，论兵法的学习与运用问题，等等。(www.xing528.com)

《何博士备论》是一部文人论兵的佳作，不但文采斐然，论述也颇有见地。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何去非认为，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关键要根据“顺逆之情”和“利害之势”来决定。“忘战”“恶兵”会丧权辱国，“乐战”“穷兵”也会有败亡之祸，“有以用而危，亦有不用而殆”（《汉武帝论》）。主张“兵以义举而以智克，战以顺合而以奇胜”（《苻坚论上》）。在战略决策上，他强调考虑根本“利害”，全面分析天下形势和民心向背。书中以六国为例，阐述了不要“战其所可亲，忘其所可仇”，要联合六国，共同抗敌的道理。以楚汉为例，说明“形势”和“民心”的重要，认为刘濞失败是因为政治上没有得到民心，军事上没有采纳“取梁”“据洛”的方略。在作战指导上，他反对侥幸取胜，主张打有把握之仗，“度有功而后动”；要“因事设奇，用而不穷”，出奇制胜；要集中兵力，识众寡之用。他说：“众而恶分则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苻坚论上》）强能胜弱，弱也能胜强，所以胜败不在多寡，在有节制，使百万若使一人者胜。对于兵法的学习和运用，何去非主张“学法不泥法”“缘法而生法”“离法而会法”，他说：“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霍去病论》）在军队建设方面，何去非强调加强纪律，不徇私情。他以汉将李广为例说明纪律的重要：“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李广论》）要求将帅要有智有勇，认为“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杨素论》）。

何去非作为一位研兵、教兵、论兵的兵学专家，对于传统兵学及古代战史都有深入研究，《何博士备论》的识见和文采，突出呈现了宋人不囿成说、独立思考、别开生面的治学精神，也因此受到苏轼等文坛领袖的褒奖，在士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然而，何去非却并不以兵事为荣，而是执意希望取得文官身份。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社会崇文抑武风气之炽烈，另一方面也说明，何去非的立场还是偏文人的，他对兵学的认同局限于书本和战史，不无一定的纸上谈兵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