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兵书注作的特点与成就：一场优异的探究

通过对以上六家现存宋代兵书注的考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注作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而当它们会归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又反映出了宋代兵书注作的总体成就和特点。

其一，注释方法、体裁不断完善，推进了兵书注释学的发展。在注释方法上，北宋注家或重训诂，或主通解，或多引例，各有侧重，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的张预，已经表现出了综合运用各种训诂手段、整体把握兵书思想的特点，在援引战例方面也达到了高潮。南宋时期，这一趋势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以义疏为主，融汇各种注释方法于一体的《施氏七书讲义》。在注释体裁上，除了传统的单注本，南宋出现了《十一家注孙子》这样的大型集注本。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引入了“或问体”，对《孙子》的重点问题做深入讨论，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则顺应武学、武举的需要，成为讲义体的开山之作。南宋陈直中《孙子发微》、王自中《孙子新略》及王彦《武经龟鉴》等书虽然今世无存，但从书名及一些序文的情况看，也当对传统“因句为解”的注释方式有所突破。这些新的注释体裁的出现使兵书注释学趋于丰富和完善。

其二，保存了重要的校勘资料。文献注释往往与版本、校勘相互依存，宋人兵书注作中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校勘资料，不但有辑者的校语、注家的校语，注文中也反映出诸家底本间的差异。这些资料在“武经七书”成为定本、其他版本渐次消亡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可贵，成为后世校理和研究兵书的重要依据。

其三，综合清理了前人的注释成果。宋代各注家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吸取了前代注家的成果，并对其进行辩证。如《十一家注孙子》中，梅尧臣注同于曹操注者五处，援引、申辩者三处，其他暗引曹注或与之类同者更多，与杜牧注、陈皞注、孟氏注同者亦有多处。王皙注对曹注的援引、赞同、引申、评论乃至辩驳之处更是多达四十余处。何氏注虽少，但称所见注“十余家”，当在注释中也融入了一些他家之说。张预对于曹操、杜牧注相左之处多是曹而非杜，且以“或曰”方式引他人注说达二十四条。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在“十家注”的基础上成篇，不但对诸家注予以补遗，而且对其不当之处加以辩证。此外，《施氏七书讲义》对曹操、杜牧、五代张昭诸注都有较多的援引。

宋代注家对前人注释的综合清理使兵书注释之学形成了一个有继承、有发展，绵延不绝的传统，也使有关兵书文本歧异以及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推进了兵学理论的发展。不仅如此，诸注家所称引的若干旧注，如张预所引“或曰”，施子美所引张昭注，后世已佚，诸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文献史料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兵书注家虽然以前人注释为基础，但是，与儒学经典的注释传统相比，却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儒学经典的注释到唐宋时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注家不但解经典原文，也解汉人之注，并形成了“疏不破注”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对于原文以至汉人之注，都只能接着说，顺着说，即便有不同意见，也要委婉地表达。这固然反映出对原典及古注的尊重，但拘泥太过，也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创新和发展。兵书注释则不然，并未形成“疏不破注”的传统。曹操是《孙子》的最早注家，又兼有大军事家的身份，他的注自然受到后世的高度重视。从诸家注的情况来看，他们大多以曹注为宗，有的还兼解原文和曹注，但是，并未出现“惟曹注是从”的情况，王皙、郑友贤等甚至多处予以辩难。这种不主一说、不定一尊的注释风格对于兵学理论的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宋代诸家兵书注作的共性特点也很突出。

其一，文字精练、晓畅。(www.xing528.com)

梅尧臣注《孙子》文字简练、对仗工整，固然是宋代兵书注家中的佼佼者，其他注家虽较梅氏略显逊色，但也同样表现出文字精练、晓畅的特点。如王皙解《孙子·势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句：“石不能自转，因山之势而不可遏也；战不能妄胜，因兵之势而不可支也。”何氏解“虚实”，有“攻守之变，出于虚实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动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灭迹而不可见，韬声而不可闻。若从地出天下，倏出间入，星耀鬼行，入乎无间之域，旋乎九泉之渊”之语，可谓文采斐然。张预解《孙子·计篇》“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句：“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不惟释义简洁，句式也十分整齐。其他如郑友贤注阐发微旨，议论横生；施子美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也都表现出较高的语言功力。

其二，战例的引用达于鼎盛。

战争理论是抽象的、概括的，战例是过去的战争，是具体的、多样的，以丰富的战例诠释兵书，有助于将抽象的战争原理形象化、通俗化，达到“简而易习、明而易晓”^[87]的效果。因此，援引战例很早就成为兵书注释的一个基本方法。唐代注家李筌、杜牧、陈皞等都很注意对战例的援引，尤以杜牧为突出。宋代注家中，初期的梅尧臣并不注重引用战例，这大约与梅氏之学以诗文见长有关。但是，从王皙到何氏到张预再到施子美，战例成为兵书注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张预、施子美之注，不但所引战例为数众多，而且简要贴切，将援引战例之法推向了高潮。援引战例之所以在宋代兵书注中达于鼎盛，一方面是因为《通典》《武经总要》等已经对各种战法、战例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便于注家参验，何氏注就主要凭借了这些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武学和武举的发展，对于武学授课和武举子研习而言，战例是诠释军事思想的主要方法，这在客观上刺激了武学教材中战例的运用，《施氏七书讲义》就是一个明证。从注家个人来讲，张预花数年之功撰成《十七史百将传》，并将这些研究成果用于《孙子》注，也成就了宋代《孙子》注引例的高潮。

其三，内容诠解上“以儒解兵”。

宋代兵书注家都对兵学有浓厚兴趣，并有一定研究，因此，他们对传统兵学的接受程度远较正统儒家为高，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大都是“为儒者流，谈兵家事”，在注释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解兵”，表现出明显的儒家倾向。如，对《孙子·计篇》“道”的解释，王皙认为“道”就是《孟子》所说的“人和”，谓“主有道”，则能“得民心”，张预以“道”为“恩信道义”，施子美则认为“道”当解为“德化”。又如，对于《孙子》“兵者，诡道也”的解释，王皙注为“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张预注曰“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他们虽然承认“诡道”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又不忘强调“仁义”“信”的重要性。在这些注释之中，宋代注家以儒学思想阐释或修正兵家思想，对于儒学与兵学的深度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说来，宋代注家在兵书注释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也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形成了中国古代兵书注释学的一个高峰。但是，诸家注释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例如，《孙子·火攻篇》“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句，本义是讲“慎战”，意为人的喜怒可以互相转换，但以一己之怒造成的人员的伤亡、国家的覆灭却是无可挽回的，王皙却解为“喜怒无常，则威信去矣”，殊为不得要领。又如，《孙子·军争篇》末“此用兵之法也”，本为总结之语，郑友贤却据一个错误的版本，认为是“此用兵之法妙”，并讲出一套“微言大义”来，实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宋代兵书注“以儒解兵”、注重引例等特点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首先，儒家立场对兵书文义的确切诠释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例如，《孙子·军争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句，王皙解“诈”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解“利”为“诱之”，并未将“诈”“利”等《孙子》的核心思想置于应有的位置，其根本原因还是其儒家思想在作怪。其次，引例的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张预解《孙子·谋攻篇》“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一句，列举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或攻其所必救，使敌弃城而来援，则设伏取之”，以“耿弇攻临淄而克西安、胁巨里而斩费邑”为例证；另一种是“或外绝其强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毙”，以“楚师筑室反耕以服宋”为例。这些引例固然都是“拔人之城而非攻”的具体方式，但是，将《孙子》思想简单归纳为几类战例，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孙子》的理论性、思辨性，无法体现其军事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诚如郑友贤所说，“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长于引证，短于阐发，是宋代兵学注家的主要缺憾，也是古代兵书注作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