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重塑华丽辞章

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78]见载于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题为《七书解》。由于施子美名不见经传，加之《施氏七书讲义》日刊本有江伯虎序，署为“贞祐壬午”，“贞祐”为金宣宗年号，有些学者便认为施子美是金人，《施氏七书讲义》是金武学上舍教本。^[79]笔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判断存在明显错误。施子美不是金人，江伯虎的序也不可能题金朝年号。

关于施子美的生平，在江伯虎序中有这样的记述：“三山施公子美为儒者流，谈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数载而取高第。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今得其平昔所著《七书讲义》于学舍间，……于是锓木以广其传。”“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右庠”指武学。由此可知，施子美是福州人，曾经是武学生，并在青年时期早登科第，成为武举进士。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的记载可以印证这一点，据该书，施子美为淳熙十一年（1184）武举进士，怀安人。^[80]怀安是当时福州的属县。另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这一年的武举进士正奏名共四十三人，除第一、二名补保义郎外，其余补承节郎。^[81]据此，施子美当在登第之后补承节郎，从此踏上仕途。根据当时的一般情况，武举进士要么从军，要么从一些监当、库管之类的差事循序升迁，也有一些人担任武学教职。从江序称得其书于“学舍间”的情况来看，施子美很可能在武学中担任教职，且其讲义受到武学生们的欢迎，以至于“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总之，无论如何，身为南宋武举进士的施子美不可能是金人，这一点应该是确切无疑的。

至于为《施氏七书讲义》作序且予以刊刻的江伯虎，虽然在《宋史》中无传，却是当时一位知名人物。他是淳熙八年（1181）武举状元^[82]，时值宋孝宗推行《武举贡举补官差注格法》，鼓励武举人从军，江伯虎以武状元身份率先从军^[83]。但是，在下一次的科考中，他却参加了锁厅试，考中进士，从此脱离武职，进入文官行列。这一年，正是施子美参加武举考试的淳熙十一年（1184）。江伯虎虽然通过武举入仕，而后锁厅换文，走了一条为官的捷径，但其仕宦经历却并不显达，最终卒于泉州通判任上。^[84]从以上这些材料可知，江伯虎是南宋人，他撰写的序不可能署金朝的年号。再者，“贞祐壬午”这一纪年本身也不成立。“贞祐”为金宣宗年号（1213—1217），“壬午”则为金宣宗元光元年（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所谓“贞祐壬午”的纪年，根本就不存在。

从施子美与江伯虎的关系来看，二人不但同郡（江伯虎为永福人，亦为福州属县），同在淳熙十一年（1184）参加了科考，而且江伯虎在应武举的淳熙八年（1181），曾经与施子美的弟弟施子礼为同科进士。^[85]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人应该是相识而且有交往的。江伯虎之所以刊行《施氏七书讲义》，并为之作序，可能出于同乡之谊，也可能因为他与施子美一样，研习过兵学，参加过武举考试。

既然我们对江伯虎、施子美有了一些了解，那么，《施氏七书讲义》为金武学上舍教本之说显然就是无根之谈了。退一步讲，金朝是否有武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金朝确曾设立过武举，也曾以《孙子》《吴子》等兵书作为考试内容，但遍查《金史》，并无开设武学的记载。^[86]如果说，由于武举取士的拉动，《施氏七书讲义》曾在金地流传，这是完全可能的，江序中那个令人费解的“贞祐”年号或许便与这一情况有关。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如果要做进一步确切的解释，还有待于新的版本或史料的发现。(www.xing528.com)

《施氏七书讲义》是一部完全服务于武学教学和武举考试的兵书注作，其目的很明确，一是要让文化水平不高的武学生们读懂，二是要让他们理解“武经七书”的要义，以备科考之用。在通俗性和实用性的指向下，其形式和内容都颇有特点。

《施氏七书讲义》每篇之下都有解题，概述该篇主旨。正文分段注释，每段之下，先通解大意，然后对其中文句做具体解析，力求透彻明白地讲解文义。如解《孙子·计篇》首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此言兵之所系为甚重，故人君之于兵有所不敢轻举也。踊跃用兵，州吁之所以毙；穷兵黩武，汉武之所以衰。兵其可以轻举乎？兵何以不可轻也？以其为国之大事，死生存亡之所系。《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充国曰：“兵势，国之大事。”则兵诚为大事也。兵之所以为大事，以其有死生，有存亡也。兵有胜负，则民有死生；兵有当否，则国有存亡。死生系乎民，故以地言；存亡系乎国，故以道言。赵之四十万众而坑于长平，此兵之为民之死生也；苻坚举国长驱，一败而丧国辱身，此兵之为国之存亡也。兵之所系如此其重，则人君之举兵，可不深思孰察而审计之乎？曰“察”云者，盖量敌而进，虑事而举，惧其或失也。此光武每发一兵，鬓发尽白者，盖重其事而不敢轻也。又云，“察”者，详视之谓也。唐魏元忠曰：“兵为王者大事，存亡系焉，将非其任，则殄人败国。”法言不可不察也凡七：五危言之；地形又言之；六者，败之道又言之；九地又言之；太公论置将亦言之；练士亦言之。诚以事之所系为甚重，故人之于事，必致甚审也。

这则注释综合运用了各种训诂手段，既有字义的训解、文句的串讲，又有史例的佐证、文献的征引，通过反复的讲解来说明战争的重要性以及《孙子》的慎战思想。全书的注释大体都是如此，不但广泛征引战例，而且将“武经七书”与《太白阴经》等兵书相互参证，对前人注说也多加胪举，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阐明自己的观点。由于具备了广征博引、全面细致、通俗易懂等特点，《施氏七书讲义》可以说是宋代兵书注释的集大成之作。随着武学和武举成为定制，这一体例为后世注家广泛袭用，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等都受到其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