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友贤著《孙子遗说十家注》优化

郑友贤，生卒年不详。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所附《十家注孙子遗说》题为“荥阳郑友贤”，作者很可能出于荥阳望族之郑氏。关于该书撰著时间，郑友贤在《十家注孙子遗说序》中称：“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则此书当作于“十家注”刊布流行以后。该书见载于《通志·艺文略》，《通志》成书于绍兴末年，则此书的撰著时间大约在南宋绍兴年间。

郑友贤认为“十家之注”未能尽《孙子》之意，因而选取十家注“略而未解”的“微旨”数十事，“托或者之问，具其应答之义，名曰《十注遗说》”。也就是说，《遗说》可以视为《孙子》“十家注”的补遗之作。但是，《遗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十家注”有很大不同。

首先，在形式上，它并非随文注释，而是以“或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后加以解答。这样的方式在“十家注”中也偶有出现，尤以张预注为多，共计六条。《十家注孙子遗说》则不同，它脱离开《孙子》本文，择取三十个重要议题进行集中讨论，从而开创了《孙子》注作的一种新体式。这种著述方式也许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较以当时的儒学研究，就会发现，它与朱熹的《四书或问》在命意与形式上完全相同，若易其名为《孙子或问》，也同样十分贴切。会不会是郑友贤受到了朱熹的启发？或者是朱熹受到了郑友贤的影响？笔者觉得未必没有这样的可能。

其次，在内容上，以探求《孙子》“微旨”为主要特色。郑友贤认为，《孙子》十三篇构成了一个缜密的思想体系。如《虚实篇》，“一篇之义，首尾次序，皆不离虚实之用，但文辞差异耳。其意所主，非实即虚，非虚即实，……虽周流万变，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其余十二篇也与《虚实篇》一样，“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具体到《孙子》的文句，郑友贤也认为，“武之文，固不汗漫而无据也”。从这一认识出发，阐发《孙子》的“微旨”成为《遗说》的主要旨趣。如第一条：“或问：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郑氏答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将得其人。”这样的解说乍看起来不着边际，郑氏却自有其说：“将能，则兵胜而生；兵生于外，则国存于内。将不能，则兵败而死；兵死于外，则国亡于内。是外之生死，系内之存亡也。是故兵败长平而赵亡，师丧辽水而隋灭。太公曰：‘无智略大谋，强勇轻战，败军散众，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为将。’此其先后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郑氏以战例、兵书、《孙子》本文相参证，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两语的先后顺序引申出将领的重要性，确乎为前人所未发。(www.xing528.com)

郑氏《遗说》对《孙子》微旨的“深求”也与儒家解经注重阐发微言大义颇有相通之处。宋代儒家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经学的基础上创辟出理学的新天地，其主要方式就在于对儒家原典的重新诠释，甚至包括对经文的改易。虽然兵学与儒学不同，但这种探求“微旨”的方式无疑将郑氏的思想较多地渗透到《孙子》兵学体系之中。

郑氏作为文人、儒者，他对孙子兵学的态度也颇可玩味。他很推崇《孙子兵法》，认为堪比儒家之《易经》，“求之而益深”，“叩之而不穷”，“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同时，他也敏锐意识到“先王之道”与“兵家者流”的区别。他说：“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后之次，而所尚不同耳。盖先王之道，尚仁义而济之以权；兵家者流，贵诈利而终之以变。《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但是，郑氏并没有像一般的儒士那样，推崇“先王之道”，贬抑“兵家者流”，而是客观指出二者的不同：“盖本仁者，治必为义；立诈者，动必为利。在圣人谓之权，在兵家名曰变。非本与立，无以自修；非治与动，无以趋时；非权与变，无以胜敌。有本、立，而后能治、动；能治、动，而后可以权、变。权、变所以济治、动，治、动所以辅本、立。此本末先后之次略同耳。”在他的论述中，“先王之道”与“兵家者流”并无贵贱高下之分，只是遵从不同的逻辑理路而已。这种客观中立的立场在宋儒中是难能可贵的。

尽管郑氏《遗说》中某些观点颇有新意，但是也有一些与《孙子》原义不侔之处。如解“军争为利”“众争为危”的差别，认为“‘军争’者，案法而争也；‘众争’者，举军而趋也。‘为利’者，后发而先至也；‘为危’者，擒三将军也”，显然是曲为之解、牵强附会。至于他从对《孙子》微旨的理解出发，对《孙子》文本提出的校改意见，如“善出奇者”之“奇”当为“奇正”，“方马埋轮”之“方”当为“放”等，也不尽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