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预注《孙子》仅见于《通志·艺文略》著录。张预还撰有一部《十七史百将传》，《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均有著录。张预，字公立，《直斋书录解题》称其为清河（今属河北）人，今存明本《十七史百将传》则题为东光（今属河北）人，韩淲《涧泉日记》也称其为东光张预。
虽然史籍中关于张预生平的记载甚少，但是通过对一些史料的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断定，他的《孙子》注当作于北宋徽宗时期。
南宋初年，大臣洪皓[70]曾出使金国，以不仕伪齐，被流放冷山（今黑龙江五常一带），金大臣陈王悟室礼敬之，使教授诸子。宋绍兴九年（1139），随悟室至燕京。后悟室为兀术所杀，洪皓遇大赦于绍兴十三年（1143）归朝，前后羁留金国达十五年之久。洪皓《鄱阳集》中有一首题为《次彦深韵》的诗，诗中写道：“……乃公功业世无有，剑履应须尊上殿。冢嗣风流迈阿戎，眸子烂如岩下电。纱笼名姓鬼护持，阁画形容人健羡。先几顷献万言书，壮岁曾看《百将传》。济世雄图任屈伸，穷途絺句殊精炼。……”[71]彦深是洪皓所教悟室诸子之一。悟室即完颜希尹，《金史》卷七十三有传，官至金尚书左丞相，金天眷二年（1139）封陈王。完颜希尹在金名臣中以“敏学”著称，曾创制女真文字。金军攻入汴京后，他留心文艺，独收北宋文籍而归，其中很可能就包含《十七史百将传》一书，洪皓称他“壮岁曾看《百将传》”，说明至迟在北宋灭亡之时，《十七史百将传》已经成书，并流布到金国地区。由此推断，张预之注《孙子》当在此前。
从张预注的内容来看，其中引《孙子》之处，多称“经曰”，如注《计篇》“实而备之”句：“经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有余，则实也；不足，则虚也。”解下句“强而避之”：“经曰：‘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除《孙子》以外，张注中对其他“武经”诸书也多所引述，这些都说明张预注《孙子》应该在《孙子》被立为官学，宋廷颁定“武经七书”之后。
张预在进献《十七史百将传》的表中称：“学者观此，不独简而易习、明而易晓，……臣编此书，数年而后成，虽不足以补陛下教育武士之道，然臣惓惓之诚勤亦至矣。”[72]这说明他撰著《十七史百将传》是配合朝廷“教养武士”的政策，此书是作为武学生的教材使用的。而宋代教养武士的高潮出现在宋徽宗时期。北宋神宗年间复立武学，仅限于中央太学，规模十分有限。徽宗时，蔡京当政，对选举制度加以改革，一度以学校贡举制取代科举，大兴州学、县学。与此相应，州县武学也得以快速发展。崇宁三年（1104），诏令在地方州学中别立斋舍，教养材武之士，“天下材武之士渐向学校”[73]。但由于武学需要添置鞍马、马房、训练场所以及延聘专业的武术教头等，所费甚多，崇宁时已不断有罢废之议，宣和二年（1120）十月，“尚书省言：‘契勘州县武学已罢，内外愿入京武学人，乞依元丰法试补入学举试人……’”[74]可见，宋徽宗崇宁至宣和的二十余年，是推广地方武学教育，“教养武士”之事大加更张的一个时期。张预序中所言“陛下教育武士之道”应该就是指这种状况，而他本人很可能是州县武学中的教谕之官，撰著《十七史百将传》、为《孙子》作注是出于职任所系。
张预注共计五百二十五条，在诸家中最多，特点也很突出。
一是广征博引。张注中援引战例及战争史料之处多达二百零六则，为诸家之最。[75]很显然，张注的这一特点与他著《十七史百将传》的经历密切相关。《十七史百将传》引《孙子》参校战史得失，张注《孙子》则以历代战例印证《孙子》之说，二者侧重不同，但使学者“知《孙子》之书不为空言，而古之贤将所以成立功名者岂无法哉”[76]的指导思想却是一致的。张注所引战例虽多，却与何氏注迥然不同，它既不是对类书不加裁剪地抄撮，也不是同类战例的简单堆砌，而是根据所注内容的需要，加以灵活的处理。如唐裴行俭讨突厥之战，三见于张注，一为注释《地形篇》“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平陆之地，尚宜先据，况险厄之所，岂可以致于人？故先处高阳，以佚待劳，则胜矣。若敌已据此地，宜速引退，不可与战。裴行俭讨突厥，尝际晚下营，堑垒方周，忽令移就崇冈。将士不悦，以谓不可劳众。行俭不从，速令徙之。是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将吏惊服。以此观之，居高阳不惟战便，亦无水涝之患也。”二是解《九地篇》“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前所行之事，旧所发之谋，皆变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俭令军士下营讫，忽使移就崇冈。初，将吏皆不悦，是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将士惊服，因问曰：‘何以知风雨也？’行俭笑曰：‘自今但依吾节制，何须问我所由知也！’”三为解同篇“犯之以事，勿告以言”：“任用之于战斗，勿谕之以权谋，人知谋则疑也。若裴行俭不告士卒以徙营之由是也。”三处注释都是先通解句义，然后引裴行俭迁营之事为证。第一处引文较详，突出裴行俭迁营的重要性，并得出新的认识：居高阳之地不仅对战斗有利，而且可以免除水涝之患。第二处简述，突出裴行俭“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的为将之术。第三处与第二处类同，但对事件过程不做交代，只是简单提及。经过这样不同的处理，每一处引例都能很贴切地说明《孙子》正文，繁而不芜，博而切要。
除了大量征引战例之外，张注还广泛引用各类文献。对兵书的援引有《吴子》《司马法》等“武经”诸书及《太白阴经》《诸葛亮兵法》《曹公新书》等近二十种，其中对《尉缭子》的征引最多，达二十五处，其次是《唐李问对》，有十三处。此外，未注明出处的兵书引文也有不少。兵书之外，对其他文献的征引包括《诗经》《周易》《尚书》《左传》等儒家经典，《孟子》《荀子》《管子》《老子》等子书，对战例的征引大量采自《汉书》《后汉书》等正史。这些引文有助于全面深入通俗易懂地解释《孙子》思想。(www.xing528.com)
二是灵活运用各种训诂手段。张注综合运用字义训诂、句义通解、理论阐发以及战例征引等多种训诂方法，对《孙子》文本进行全面的解析。如解《计篇》“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曰：“将，辞也。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在这则注释中，先重点解词，“将，辞也”。然后通解句义，“孙子谓……”，云云。最后解释此语的特殊用意，认为是孙子激吴王而求用。再如，解《行军篇》“绝山依谷”句，先训诂字义，“绝，犹越也”，然后通解句义，“凡行军越过山险，必依附溪谷而居”，进而指出“依附溪谷而居”的好处，“一则利水草，一则负险固”，最后援引东汉马援讨羌的战例以证之。
三是融会贯通，整体把握。张注在篇、章、句等各个层次上都明显表现出对《孙子》思想的贯通性、整体性把握。
首先，每篇之下均有解题，阐释该篇主旨并解释各篇之间的逻辑关系。如《计篇》解题：“《管子》曰：‘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也。”《作战篇》解题曰：“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解题则曰：“计议已定，战具已集，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从这些解题可以看出，张预试图找出“十三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将《孙子》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理解。
其次，张注很注意对《孙子》做段落的梳理，注文中解释段意、分析章旨之处明显多于梅、王、何诸家。如《计篇》“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先解句义：“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故不能先言也。”其中以“权”为“权谋”之义，接着指出，“自此而后，略言权变”，这样，既揭示出“因利而制权”与下文“兵者，诡道也”所陈“十二法”的关联，又概括出了“诡道”的实质，即“权变”。
再次，在对具体文句的理解上，注重上下文以及不同兵书之间的相互印证。如解《计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先释“庙算”之意，继以通解句义，最后引《形篇》之语：“故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计无计，胜负易见。”对于《孙子》前后文貌似歧异之处，张注也多有辨析，如解《虚实篇》“胜可为也”：“为胜在我故也。《形篇》云‘胜可知而不可为’，今言‘胜可为’者何也？盖《形篇》论攻守之势，言敌若有备，则不可必为也，今则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战之地日，故云‘可为’也。”这类注释有利于排解疑难，使读者对《孙子》思想做贯通深入的理解。同时，张注也很注意《孙子》与其他兵书相互发明。如《势篇》对“奇正”的解释，广引诸家之说：“奇正之说，诸家不同。《尉缭子》则曰：‘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曹公则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李卫公则曰：‘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此皆以正为正，以奇为奇，曾不说相变循环之义。唯唐太宗曰：‘以奇为正，使敌视以为正，则吾以奇击之；以正为奇，使敌视以为奇，则吾以正击之。混为一法，使敌莫测。’兹最详矣。”先排比诸说，后加以断语，既全面，又深入。
总之，正如于汝波先生所指出的，张预注“集诸注之长，成一家之言，于《孙子》义旨多有发明，博而切要，文字亦好，堪为杜牧之亚”[77]。当然，张预注也难免有疏误之处。例如，《九地篇》“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意为“对敌人施加威压，则诸侯不敢与敌结交”，张注却注为“诸侯惧而不敢与我合交”，显系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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