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注见载于《郡斋读书志》：“《何氏注孙子》三卷，右不题姓氏，近代人也。”《文献通考》因其说。《崇文总目》卷六有“《孙子》二卷，何延锡注”，《通志·艺文略》亦载“《孙子兵法》……又三卷，何延锡注”。清人毕以珣作《孙子叙录》，直以何氏为何延锡。孙星衍在校定《孙子十家注》之时，也认为何氏即为何延锡，批评“十家注”本“或不知何延锡之名，称为何氏”。后来学者虽然对“何氏”的生平所知不多，但大多认为何氏名延锡，为宋人。[65]更有人据何延锡之名查究史料，认为何延锡为五代人，何氏注非宋注。[66]
那么，《十一家注孙子》中的何氏是否为何延锡，《何氏注孙子》是否就是《何延锡注孙子》呢？对于这些问题，只能从何氏注本身寻找答案。经过对何氏注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前人之说存在很大偏差，起码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得到更明确的认识。
首先，何氏为宋人，并非五代人何延锡。五代确有一位叫何延锡的将领。他是南唐的兵马都监、四方馆使，在后周显德三年（956）周世宗征南唐之役中，在涡水之战中被赵匡胤部杀死。因为此事涉及赵匡胤的勋绩，所以《旧五代史·周书》《宋史·太祖本纪》均有明确的记载。如此说来，这位何延锡不曾入宋，是位不折不扣的五代时人，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史书中对其事迹的突出记载是他曾向南唐主建策，封滁河瓦梁口，以抵御后周的进攻。[67]由此可见，他并非一个不通韬略的赳赳武夫，为《孙子》作注也是有可能的。《崇文总目》和《通志》所载《何延锡注孙子》，可能就是他的遗作。《宋史·艺文志》“兵书类”还载有何延锡《辨解序》一卷，也应出自该人之手。
何延锡既然并未入宋，他的著作中就不可能出现大量五代史料。而在何氏注文中却有四处援引五代战例。一为解《势篇》“以正合，以奇胜”句，引后汉郭进定河北之例；二为解《军争篇》“穷寇勿迫”句，引后晋将领符彦卿、杜重威等阳城之战；三为解《火攻篇》“火攻有五”句，引后梁太祖朱温鱼山之战；四为《火攻篇》同上句，引后唐任圜伐蜀之战。四例之中，涉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朝，且明确称引“五代”。由此可见，《十一家注孙子》中的何氏显然是宋人，而非五代何延锡。此外，何氏注《行军篇》“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句，称“梅氏之说得之”，这也是何氏为宋人，且注《孙子》在梅尧臣之后的一处佐证。
其次，《何氏注孙子》成书于《武经总要》之后。查考何氏注中所引战例，我们会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源自《武经总要》。这方面的例证俯拾皆是，典型者如《地形篇》“兵无选锋曰北”句，何氏注曰：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为一；一则勇士不劝，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战，自败也。故《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昔齐以伎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汉有三河侠士、剑客奇材，吴谓之解烦，齐谓之决命，唐谓之跳荡，是皆选锋之别名也。兵之胜术，无先于此。凡军众既具，则大将勒诸营，各选精锐之士，须趫健出众、武艺轶格者，部为别队，大约十人选一人，万人选千人，所选务寡，要在必当，择腹心健将统率，自大将、亲兵、前锋、奇伏之类，皆品量配之也。
而《武经总要》前集卷一“选锋”条则曰：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为一；一则勇士不劝，疲兵因其所容，出而不战，自败也。故《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昔齐以伎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汉有三河侠士、剑客奇才，吴谓之解烦，齐谓之决命，唐则谓之跳荡，是皆选锋之别名也。兵之胜术，无先于此。凡军众既具，则大将勒诸营，各选精锐之士，须跷健出众、武艺轶格者，部为别队，大约十人选一，万人选千，所选务寡，要在必当，择腹心健将统押，自大将、亲兵、前锋、奇伏之类，皆品量配充。
比较以上两处材料，二者几乎全同，仅在极个别文字上小有出入。何注显然是全文引录《武经总要》，以致连“故《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这样与注释体很不协调的文句也未予裁剪。又如，何氏注《九地篇》多引《孙子》佚文，杨丙安先生认为这些引文与《通典》异，具有校勘价值，[68]实则这些引文也出自《武经总要》。
以上这些材料表明，《武经总要》是何氏注《孙子》的主要参考资料，而《武经总要》撰成于庆历七年（1047）前后，《何氏注孙子》成书只能在此之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何氏注孙子》不可能是《崇文总目》所著录的《何延锡注孙子》，因为《崇文总目》修撰于宋仁宗景祐元年到庆历元年（1034—1041）之间，早于《武经总要》。(www.xing528.com)
再次，《何氏注孙子》撰成于“武经七书”颁定之前。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何氏所引据的兵书中，有《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按：引文作“太公曰”）等书，却无《三略》《唐李问对》。何氏注《九地篇》引《卫公兵法》“兵用上神，战贵其速……”云云，并非《唐李问对》之文，很可能是引自《通典》，这说明他并未读到过“武经七书”。因此，何氏注《孙子》当在《武经总要》撰成之后，“武经七书”颁定之前，从庆历七年（1047）到元丰六年（1083）前后近四十年的时间内。
综上所述，何氏为北宋人，并非五代何延锡，其注《孙子》主要引据《武经总要》《通典》等书，书成于庆历至元丰年间，很可能如晁公武所说，是顺应宋夏战争爆发、朝廷颇访知兵者的形势而作。何氏注在南宋时已失其名，因而《十一家注孙子》所收、晁氏所录均题为“何氏”，但以其时去北宋未远，尚未至于误其为五代何延锡。《十一家注孙子》将其次于梅尧臣、王皙注之后，张预注之前，当是正确的次序。
何氏注共计一百六十八条，是梅、王、何、张四家中最少的一家，但其特点却很突出。
其一，援引战例、史料繁多。据统计，在何氏一百六十八条注释之中，所引史料、战例多达一百一十八则。其中多有解一语而引数例者，如《军争篇》“佯北勿从”句，引“长平之战”等五例，“锐卒勿攻”句，引“陆逊拒战刘备”等六例。这些史料和战例主要引自《武经总要》和《通典》，且大多为原文照录。引自《武经总要》者已如前所述，引自《通典》者亦复不少。如解《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句，引韩信“背水之战”等四个战例，即引自《通典》卷一百五十九“死地勿攻”条，连“齐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围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敌也”的《通典》注文也全部照录。由于引例不做裁剪，何注显得颇为冗杂、琐碎。
其二，以句义通解为主，注意《孙子》思想的内在联系。如解《计篇》“佚而劳之”句：“孙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劳。故论敌佚，我宜多方以劳弊之，然后可以制胜。”又如，解《军争篇》“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句：“迂途者，当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则当行之途，示以迂险，设势以诱敌，令得小利縻之，则出奇之兵，虽后发亦先至也。言争利，须料迂直之势出奇，故下云‘分合为变’‘其疾如风’是也。”引《孙子》他篇“分合为变”“其疾如风”，将《孙子》前后文贯穿起来，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孙子》的分合、奇正、速战等思想。何氏注也时有解释篇章结构及作者意旨之语，如解《作战篇》“故兵贵胜，不贵久”句，曰：“《孙子》首尾言兵久之理，盖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黩之深也。”这类注释同样有助于读者把握《孙子》要义。[69]
其三，对一些重要问题有集中阐释。何注虽然条目不多，且多引战例，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的军事范畴或疑难之处却有深入讨论。如解《势篇》“奇正”，首先对奇正加以理论阐述，曰：“兵体万变，纷纭混沌，无不是正，无不是奇。若兵以义举者，正也；临敌合变者，奇也。我之正，使敌视之为奇；我之奇，使敌视之为正。正亦为奇，奇亦为正。”进而指出：“大抵用兵皆有奇正，无奇正而胜者，幸胜也，浪战也。”然后引韩信灭赵井陉之战与破魏之战两个战例，具体说明奇正的运用之理。最后引《尉缭子》“今以镆铘之利、犀兕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作为结语。这则注释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在何氏注中显得较为突出。
又如，对于素有争议的“九变”问题，何氏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参考了十余家《孙子》注，发现它们均未对《孙子》以“九变”名篇，而文中自“圮地无舍”而下却列为“十事”的矛盾予以合理解释。因此，他“熟观文意”，在对《孙子》上下文做了全面研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尔，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类矣。盖孙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将，合聚军众，如经此九地，有害而无利，则当变之，虽君命使之舍、留、攻、争，亦不受也。”也就是说，“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为“九变”的具体名目，都是讲“地之利害”，而最后一句“君命有所不受”与地事无关，不在“九变”之列。他又引《孙子》其他内容为证：“况下文言‘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岂得与地形而同算也？况下之《地形篇》云：‘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厥旨尽在此矣。”这一解释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虽然像这类有深度的注释在何氏注中只占少数，却是何氏注的精华所在。这些条目充分显示出何氏关注《孙子》重要范畴和问题的旨趣，以及他对《孙子》所做的研究和思考，也为后人探究《孙子》本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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