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皙注《孙子》三见于宋人著录，一为《通志》，一为《郡斋读书志》，一为《文献通考》。《通志》所记很简略，且误“皙”为“哲”。《文献通考》袭用《郡斋读书志》之说，无所发明。唯有《郡斋读书志》记述较详：“右皇朝王皙撰，皙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43]很显然，晁公武认为王皙是在宋夏战争爆发后，朝廷留意兵学的情况下为《孙子》作注的。
《郡斋读书志》所谓“皇朝王皙”到底是何许人呢？从宋代一些目录著作中，我们可以探寻到一些线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虽未著录王皙注《孙子》，却录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春秋皇纲论》五卷。陈氏在解题中称王皙为“太常博士……至和中人”，并称王氏还著有《春秋通义》十二卷。[44]又，王应麟《玉海》载：“至和中，太常博士王晢（按：‘皙’字在古籍中或误为‘晢’，或误为‘哲’，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注明）撰《春秋通义》十二卷，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缺者用己意释之。又《异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二十三篇。”[45]《宋史·艺文志》也著录有《春秋通义》《皇纲论》二书，但误“王皙”为“王哲”。由以上材料可知，王皙是一位经学家，著有一系列《春秋》学著作。这些著作中，《春秋通义》已佚，《皇纲论》今存于《四库全书》之中，《四库全书总目》称“宋王皙撰，皙自称太原人，其始末无可考”，又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官太常博士，并据龚鼎臣《东原录》，以之为翰林学士。后人对王皙的认识多止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内容，未予深考。
通过寻绎史料，我们可以钩稽出王皙的大致形象，他实际上是北宋中叶一位著名士人，以研究《春秋》名世，而且年寿颇高，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与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韩维等名臣均有交谊。
王皙，字微之，生卒年不详。宋仁宗年间已入仕，嘉祐中（1056—1063）曾任知池州等地方官。周必大在其《泛舟游山录》中记载，池州齐山“九项洞”，“嘉祐中因太守王哲易名集仙洞”。并注：“哲与王介甫唱酬甚多，即撰《齐山记》者。”[46]这与《江南通志》所载“王哲字微之，嘉祐中以学士知池州，司马光有《齐山记》寄颂其美”的记载基本符合，可见这两处的“王哲”就是王皙。王安石《临川文集》中确有多首与王皙唱和之作，其中《次韵酬微之赠池纸并诗》[47]《和王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48]等诗显然作于王皙知池州期间。司马光所作《齐山记》屡被提及，似为当时名文，惜今已不传，但司马光文集中今存有《齐山诗呈王学士》，并注“皙字微之”[49]，当亦为与王皙的酬唱之作。
王安石《和王微之登高斋三首·一》中有“念君少壮辍游衍，发挥春秋名玉杯。书成不得断国论，但此空语传八垓”[50]之句，是则王皙著成《春秋》学著作当在出守池州以前，这正与《玉海》《直斋书录解题》中称王皙为至和中人，以太常博士撰《春秋通义》的记载相吻合。此外，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予家藏王㳂《春秋通义》一书，至和元年邓州缴进，二年有旨送两制看详，于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衔”[51]。此处“王㳂”当为“王皙”之误，据此，《春秋通义》的著成时间当在至和元年（1054）。
《春秋通义》似乎并未给王皙的仕途带来大的转机，如王安石所言“书成不得断国论”，韩维诗中也有“怜君壮岁多留滞，不尽鹏抟万里程”[52]的感慨，可见他在壮年时期未得显用，官位较低，这大约正是宋代史料中对他记载寥寥的原因之一。直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朝廷才对他重新起用，苏轼在所拟制书中称，“凡我四朝之旧，经德秉哲，笃老不衰者，今几人哉？以尔好学守节，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讼简，守以安静，莫如汝宜”[53]。所谓“四朝之旧”指的是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好学守节”是对他撰著《春秋通义》等著作及其德行的褒赞，“久不治民”则印证了“壮岁多留滞”之说。至于为什么偏偏到元祐党人上台以后才被重新任用，很可能是因他与新党政见不合而去位。《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元祐元年以后有三条关于王皙的记载，一为元祐元年（1086）十月，“知卫州王哲请以历赐有司，而不赐其人”[54]。二为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中散大夫、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王哲为鸿胪少卿”[55]。三为元祐四年（1089）七月，“中散大夫、集贤校理、蔡河拨发王哲为直秘阁、提举崇福宫”[56]。可见，在元祐元年至四年的一段时间内，王皙一度以耆旧硕德的身份重登政治舞台，但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治绩。
对于王皙的年寿，韩维作《王微之龙图挽词二首》，其中有“九十年龄随化尽，所嗟不尽是君才”[57]之语，张耒《续明道杂志》称其善于调养，“年八十卒”[58]。二者记载有异。韩维晚年与王皙交谊甚好，且为其作挽词，所言当更为可信，“九十”可能是举其成数而言，王皙的实际年龄当在八十五岁至九十岁之间。韩维卒于元符元年（1098），王皙之卒当在此前数年。(www.xing528.com)
从现存史料来看，王皙是一位治学广博的学者，不但是有名的《春秋》学家，而且对《易经》有深入研究，著有《周易衍注》四卷、《周易纲旨》二十篇[59]，还精通音律，王安石“唱酬自有微之在”[60]、韩维“每因误曲烦周顾”[61]等诗句都反映了这一点。他晚年转而习佛，韩维诗中有“白头学士耽禅习”[62]之句。史料中也透露出他对兵学的爱好，他在出守汝州[63]之时，曾仿效孙子“吴宫教战”，以女乐编成演习射箭的舞蹈，虽然这只是文人学士“聊以戎容娱樽俎”的别样娱乐方式，但也反映了他对兵学的特殊兴趣。李廌曾作诗为贺，称“汝阳使君如孙武，文章绝人喜军旅。要知谈笑能治兵，戏教红妆乐营女”[64]。李廌将他比作孙武，又称其“喜军旅”，可见他与孙子兵学有较深的关联，恰可以印证他为《孙子》作注一事。但是，从文人儒士们相互酬唱之作来看，这部分内容显然并非他平生志业的重点。
至于王皙作《孙子》注的时间，梅尧臣《宛陵集》中有一首《次韵和池守王微之访别》的诗，诗中说道：“君荣初出守，我老未东归。病眼生花早，苍毛似叶稀。往还从更少，谈笑暂相依。不及秋鸿翼，能随向楚飞。”嘉祐中，王皙出知池州，正当壮年，仕途欣欣向荣，而梅尧臣则已是病眼生花、鬓发苍苍的老人，显然是王皙的前辈，故王皙为《孙子》作注当在梅氏之后。再从王注的内容来看，《十一家注孙子》的辑者注明同于梅注者有十处，其他援引梅氏注说者也很多。如《行军篇》“黄帝之所以胜四帝”句，梅尧臣注中认为“四帝”当为“四军”之误。王注则曰：“四帝，或曰当作‘四军’。”所言“或曰”显系梅氏之说。因此，《十一家注孙子》本将其置于梅尧臣之后应该是正确的排序。晁公武称其作《孙子》注在宋夏战争爆发后，应该也是有所依据的。
王皙注共计三百四十七条，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题解篇旨。除《用间篇》外，王皙在每篇篇题之下都有解题。这些解题与李筌、杜牧、张预诸家不同，并非主讲各篇的次第之由，而是重在概括该篇的思想主旨。如《计篇》解题作：“计者，谓计主将、天地、法令、兵众、士卒、赏罚也。”《谋攻篇》解题则为：“谋攻敌之利害，当全策以取之，不锐于伐兵、攻城也。”指出该篇的核心在于全胜思想。
二是多字义训诂。这一点在“十一家注”中显得较为突出。其中既有单纯的文字训诂，如《计篇》“经之以五事”句注：“经，常也，又经纬也。”也有对军事概念、术语的解释，如解《计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曰：“曲者，卒伍之属。制者，节制其行列进退也。官者，群吏偏裨也。道者，军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军之用，谓辎重粮积之属。”还有一种训诂，重在点明字词的特殊寓意。如解《军争篇》“夜战多火鼓”的“多”字：“多者，所以震骇视听，使慹我之威武声气也。”讲的是“多”的作用。此外，王注中也有一些通解句义、分析篇章旨意的内容，但所占比重不大。
三是注重校勘。晁公武称王皙“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此说可能源于王皙单注本的序跋之类，应该是较为准确的。从王皙注文的情况来看，共有九则校语，其中七条校正文，两条校曹注，确为宋代注家中校语数量最多的。但是，这些校语中除了有一处校曹注者指出所据别本外，其他都是理校，并未体现出校以古本的印记。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皙“以古本校正阙误”，是注释之前的基础工作，其校记并未体现在注文之中，注中只是对没有版本依据之处提出了理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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