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宋代著名诗人、学者。其诗一反唐末五代靡丽之风，以深远古淡为意，在宋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初以叔父梅询恩荫入仕，长期担任州县官吏。皇祐三年（1051）召试馆阁，赐进士出身，后为国子监直讲，累官至尚书员外郎。曾预修《新唐书》，书成，未奏而卒。
《宋史》本传称梅尧臣“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37]，这是关于他注《孙子》的确切记载。梅注《孙子》见载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等目录著作。在“十一家注”中，梅注排在王皙、何氏、张预之前，为宋代注家第一，根据史料考察，这一排序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刘敞在《送梅圣俞序》中称：“昔者，边鄙无事，士大夫耻言兵，圣俞独先注《孙子》十三篇献之，可谓知权矣。及其有事，士大夫争言兵，或因以取富贵，圣俞更闭匿不省利害，可谓知道矣。”[38]由此可见，梅尧臣之注《孙子》当在宋夏战争爆发之前。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有“孙书注说，日夕渴见，已经奏御，敢借示否”之语，《欧阳修全集》标注此信写于宝元二年（1039）[39]，《二梅公年谱》则系于康定元年（1040），是则梅氏之注作于宋夏战争大规模爆发前夕的宝元二年到康定元年之间，且在完成后进献朝廷。
梅尧臣身为一位文名甚高的儒家学者，何以会致力于寂寥的兵家之学呢？他曾在一首诗中自述：“我世本儒术，所谈圣人篇。圣篇辟乎道，信谓天地根。众贤发蕴奥，授业称专门。传笺与注解，璨璨今犹存。始欲沿其学，陈迹不可言。唯余兵家说，自昔罕所论。因暇聊发箧，故牍尚可温。”[40]身为一位儒家学者，而致力于寂寥的兵家之学，除了不务陈迹的治学理念，梅尧臣对兵学的喜好是一个更主要原因。欧阳修在《孙子后序》中称，梅尧臣“尝评武之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三代王者之师，司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爱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师用兵、料敌制胜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为注，凡胶于偏见者皆抉去，傅以己意而发之，然后武之说不汩而明”[41]。梅尧臣虽然站在儒家的立场，认为《孙子兵法》不及王者之师、司马之法，但对其文字之精练、含义之深邃、战法之详备及文法之周密喜爱有加，这种喜爱之情正是促使他为《孙子》作注的主要原因。欧阳修说他“遗编最爱孙武说”[42]，当为不虚之论。
梅注共四百八十二条，在十一家注中属于条目较多的。其注有几个鲜明的特点。(www.xing528.com)
一是文字简练，讲究对仗。如解《计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句，曰：“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解“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句，曰：“曲制，部曲队伍分画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主用，主军之资粮百物必有用度也。”解“兵者，诡道也”句，曰：“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在这些注释中，整齐对仗的句式成为一个突出特点。又如，解《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句，分别以“以智胜”“以威胜”“以战胜”释“伐谋”“伐交”“伐兵”，言简意赅，切中肯綮，文采斐然，反映出梅尧臣独特的语言风格和高超的修辞技巧。
二是少训诂，多通解。梅注中训诂文字、解释名物的内容不是很多，通观他的注释，对于文句大义的通解是占主流的注释方式。如解《作战篇》“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句，曰：“师久暴于外，则输用不给。”又如，解同篇“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两句，曰：“杀敌，则激吾人以怒；取敌，则利吾人以货。”这样的注释颇类今天的白话翻译。如果将其注释的某些部分摘录出来，基本上就是《孙子》的宋代翻译本。
三是约括其文，整体把握。梅氏比较注意分析段落大意及篇章意旨。如在《作战篇》“故兵贵胜，不贵久”句下，梅注曰：“上所言皆贵速也。速则省财用、息民力也。”又如，在《九地篇》“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句下，梅尧臣先释句义：“深则专固，浅则散归。”然后对《孙子》在下文中重言“九地”进行分析：“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孙子勤勤于九变也。”即从《孙子》的章句安排出发，指明作者的用意是强调“九地之变”的重要性。据统计，在梅注中，这类解释段意、分析篇旨的注释达十余条，反映出梅注不拘泥于文字训诂，注重从段落、篇章的整体上把握《孙子》思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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