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须知》：明代之前的传世军事兵书，作者不详

《行军须知》^[28]，作者不详。最早见于明正统四年（1439）李进刻《武经总要》附刊本，全称为《武经总要行军须知》。约在明初开始有单行本，今存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贾应春刻本。这些《行军须知》版本均未明确注明撰者，撰著时代也存疑。明人李进在《武经总要行军须知序》中说：“予尝读《行军须知》之书，观其编为附录。”这说明《行军须知》在明代以前就是以附录传世的。清孙星衍在《廉石居藏书记》中记载所见明刻本《武经总要》，称前集第十六、十八卷俱分为上下，合为二十二卷，全书后附《行军须知》二卷，书中有绍定四年（1231）赵休国跋，称全书共四十四卷，是则早在南宋绍定年间，《行军须知》已经附《武经总要》刊行。从书目记载来看，《行军须知》不见于宋元书目，明《文渊阁书目》始著录，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行军须知》二卷，并称“不著撰人并时代”。清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将其著录为元代兵书。民国陆达节《历代兵书目录》《中国兵学现存书目》均袭用卢说。

经现代学者研究考证，该书并非元人著作，而是成书于北宋。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认为，该书“当撰于北宋仁宗或神宗之世”^[29]。王若昭先生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所涉事件、地理、武器装备的细致分析，进一步研究指出，“《行军须知》一书约撰于北宋仁宗庆历八年后至皇祐六年（1048—1054）间，比《武经总要》的撰成时间估计晚十来年”。但是这一论断也有一处反例，在《行军须知·守城》中有一段文字：“今河东古太原城，宋决汾水而灌刘维元是也。”决汾水灌太原之事发生在宋太祖开宝二年（969）亲征北汉之时，如果该书为宋人所作，以“宋”称呼本朝，难以理解。王若昭先生认为，这则材料当为明人重刻时所改。^[30]全面考察书中各方面的材料，这一说似可成立，在没有新的更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认为，《行军须知》成书于北宋仁宗时期的结论是成立的。

《行军须知》共十五篇，内容涵盖了行军作战指导的各个方面。《诫将》主要讲对将领品德、才干及言行的要求；《选士》主要讲选士的意义、原则以及对各种人才的使用之道；《禁令》主要讲扎营、行军的纪律禁令以及对违令者的处置；《选马》主要讲马匹的拣选、训练和养护；《讲武》讲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及其方法；《明时》讲天时顺逆之理，在不同天候条件下的行军作战原则；《渡险》讲行军要点以及涉险渡隘之法；《安营》讲不同地理条件下的安营之法；《料敌》讲如何判断敌情以及不同敌情的应对方法；《布战》讲各种情况下布阵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守城》讲守城的器械和战法；《攻城》讲攻城的器械和战法；《间谍》讲间谍的重要性及选用原则；《入伐》讲进入敌境作战的指导原则；《受降》讲受降的注意事项。

每篇之中，分为三部分内容：前有引言，概述要旨；其次论列历代兵法言论和战例，然后条列具体要求；最后加以总结，阐明主旨。以首篇《诫将》为例，引言共八百余字，曰：“夫兵革之兴，肇自黄帝，习用干戈，灭蚩尤于涿鹿，五千余年矣。天道周流，智伪并生，贤愚间出，乃至春秋、战国、秦、汉，迄于隋、唐，为将相著名于世者，始自伊吕，经今百代，有能建当时之功，扬后日之名，始终报国，全身保命，立庙像于世者，不及百人。将帅之用，统兵百万系一人，对仇敌于咫尺，决胜负于须臾，实为古今难事。故将之材不可不察也。夫将有勇而无谋者，有谋而无勇者，有恃己之能而不容众者，有温恭而内慢易者，有矜贵位而恶卑贱者，有性骄傲而耻下门者，有扬己之长而掩人之德者，有藏己之过［而］扬人之非者。《龙韬》之《论将》篇曰：……”其后引《六韬》《吴子》《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唐李问对》等论将德将才的内容。然后列出“诫将”二十一条。例如，第一条：“主将常察士卒饥饱劳逸，强弱勇怯，材伎动静之情，使之自然和同。《兵书》曰：‘兵贵其和，和则一心，用则无疑。兵虽百万，指呼如一。’《三略》曰：‘蓄恩（按：原文误作“思”，径改）不倦，以一取万。’又良将之养士，不以己身异他人之身，与己同，如手足相救，故能任职使，三军如一，胜可全矣。”这一条是讲将领要“和众”。第二条：“主将行军，不以己之喜而赐赏，不以己之怒而行诛。赏当有功，罚当有罪。《兵法》曰：‘赏不忌仇，罚不忌亲。’又云：‘赏一人，则万人喜，罚一人，则三军惧。’《六韬》曰：‘罚贵大，赏贵小。’穰苴斩庄贾，是伐大也。拔卒为将，是赏小也。又云：‘诛大为威，赏小为明，罚审为禁。’此乃行军之三要也。”这一条是讲赏罚的原则。其后各条讲将领的行为准则，十分丰富具体，甚至有“饮酒不可醉，醉后不可行刑，虑有所失”之类的内容。《诫将》篇最后，总结道：“右已上二十一条，为将之规矩模范耳。惟在存神立志，报国推功，深谋远虑，遇敌不可轻发。谋不深，事多轻发，即为敌所料，机事不成。《兵法》曰：‘不见其利，不可先兵。’”

综合分析全书内容，我们认为，《行军须知》应该是一部宋代的作战条令，目的是为将领行军作战提供理论指导和行为约束。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它附《武经总要》刊行，而且并未标明时代和作者。《行军须知》辑录了大量前代兵书言论，以“武经七书”为主，也有《军谶》《太白阴经》《长短经》《便宜十六策》等其他兵书。书中也有一些战例列举，但占比不大，主要集中在《明时》《安营》《受降》等篇。

与其他兵书相比，《行军须知》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www.xing528.com)

一是内容明确、具体，实用性强。全书围绕行军作战的主要问题立论，主体内容是各篇中的条目。这些条目中，除了《明时》篇中的一条长达四百余字外，其他都在十余字至百余字之间，简单明晰，易于记诵和查找。例如，《选士》篇中的几条：“有弓弩射远的中者为一等，可使偏攻开路，射其主将头目之人”；“有武艺出众力气壮者为一等，可使为奇兵，大将应急驱使”；“有过犯凶恶顽迹不顾死生少壮者为一等，可使昼则游奕，夜则伏路，守隘、破坚、入险，出为先锋，入为后殿”；“有攻医药、戎具、木匠、铁匠、杂手艺者为一等，可使军前缓急杂用。太公曰：‘选士二十八人，主百药、治金疮以全诸病……’”此篇条目要求将军队人员按照勇怯、强弱、专业技能等进行分类，务使他们承担最适合的任务，人尽其用。其他篇目中的条目也多类此，简单，明确，便于操作。

二是强调将领在战场上临机处置。《诫将》篇中有一条讲道：“军中行刑罚赏，若应急便于事者，不俟君命，即时而行。抚军临敌，纳土受降，不俟君命，在主将应之谋也。《六韬》曰：‘将授（按：当为“受”之讹）命于君，出师临敌，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皆在主将令也。’”另一条中说：“遇天子有制诏，或兴三军，时下不便于事者，不得漏泄于外。即时回奏。谓大战胜负未决，赏罚未定，意遏军兴，或彼军未退，欲拟抽军，狐疑士众，或改差将吏，人情未便之类，《兵法》曰‘君命有所不授（按：当为“受”之讹）’，谓不便于事是也。《汉书》云：‘惟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其他篇中也多次重申这一原则。如《安营》篇结语中说：“右已上下营之法，诸家兵法广说多途，为将者或在我界，或在他境，临事变通，不可不密也。”《料敌》篇引语中说：“用兵之术，变化莫测，皆出于深谋远虑，见敌生机。”《布战》篇结语说：“右已上布阵作战之法，陈其大略，又在临时观敌众寡，军势勇怯。将士同心，天时顺，地利便，战必胜矣。”《守城》篇结语说：“右已上防城之法，虽是广设备御，昼夜无停，巧施谋策，详在主将变其虚实，临机应变，可以保全。”《攻城》篇说：“右已上破城之法，陈其大略，观古贤智攻其所守，审其所图，巧策多途，各有攸当也。”《入伐》篇也说：“右已上入境伐国之法，万里出师，成败未保，计在主将一人临事变通，全军为上，无令小失。”《行军须知》之所以一再强调将领要临事变通，是因为它所列举的条目无论如何详备，只能“陈其大略”，战场情况林林总总，瞬息万变，行军作战既要靠条令指导和约束，更需要将领根据战场形势灵活用兵。这也体现出《行军须知》贴合战争实践的特点，使它与文人论兵之作区别开来。

三是记载了一些宋代军事技术成就。《行军须知》虽然并未专门讲军事技术，但在《诫将》《明时》《安营》《布战》《守城》《攻城》诸篇对作战原则和方法的记述中，都涉及军事技术方面的内容，其中对火筒的记载，以及“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炮”等方法，可与火器史的其他资料相印证，具有较高的军事科技史料价值。对通信、保密、警戒、防奸等方法的记载也很详细具体，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行军须知》作为一部作战条令，在宋代流传和运用的情况不详，但在明清时期引起了较高重视。李进在序中说它“诫将选士，禁暴弭乱，镇边疆，威四夷，攻围战守，节制料敌，智勇明决，疾徐动静，奇正虚实，权变形势之方，靡不备载。是则深切著明，非他书可比”，认为它是“勘定祸乱之本要”，将领都应该学习它。李进还提到永乐初年李元凯曾刊印该书，显然该书在明初已经引起关注。明万历时，吕坤在《安民实务》中提出，将帅要“人人精晓”《行军须知》，明人唐顺之所撰《武编》、清人傅禹所辑《武备志略》等也多援引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