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岳的《翠微先生北征录》：一位武士的北方征程

《汉书·艺文志》将兵家之学分为四种：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孙子》是兵权谋的代表作，以讨论战略运筹理论为主，可视为传统兵学之“道”，兵阴阳、兵技巧则为兵家的专门知识和技艺，可视为传统兵学之“器”。汉代以降，兵阴阳、兵技巧虽然并未得到官方的足够重视，却在军事实践层面以及民间兵学研究者中不断延续和发展。从许洞《虎钤经》后十卷的记述，到石普之通阴阳、改良军器，再到《武经总要》对于军器、占候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兵家专门之学在宋代存在和发展的一般线索。但是，宋代以文人为主体的兵学研究多局限于兵权谋、兵形势的层次，很少对阴阳、技巧之学精研深索，更少有人以兵学专家自诩。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华岳及其《翠微先生北征录》^[24]堪称异类。

华岳（？—1221），字子西，贵池（今属安徽）人，因读书于贵池齐山翠微亭，自号翠微。据史料记载，华岳为武学生，轻财好侠。开禧元年（1205）叩阍上书，谏止韩侂胄北伐，因而被贬官入狱，谪发建宁（今福建建瓯）。韩侂胄兵败被杀后，得以获释，登嘉定十年（1217）武科第一名，为殿前司同正将，抑郁不得志。后以谋去丞相史弥远，事发入狱，杖死东市。^[25]著有诗文集《翠微南征录》和讨论军事问题的《翠微北征录》等书。

华岳非常推崇英雄豪杰。他说：“立帝王之大业者在豪杰，扫天下之妖孽者在英雄。”（《平戎十策·再上皇帝书》）又说：“英雄豪杰之去留，为社稷邦家之休戚。”（《平戎十策·取士》）他所谓的“英雄豪杰”，不是粗通兵书的书生学士，也不是“科目行伍之材”“规矩准绳之士”，而是那些对“遁甲之术”“料敌之法”“安营之方”“地势运用”等有深入研究的兵家。他说：

夫所谓英雄豪杰者，山林特起，拜为父师；江湖隽逸，视为标准；衣冠缙绅，足未尝蹑其门；王公大人，名未尝过其目。其所究心者，门屏、缶听、种冰、阱囤、飞灰、走雷、风篁、水栅、木柜、摇波、透石、远汲之制。其所筹算者，五福、大游、君基、臣基、天乙、地乙、四神、直符、小游、民基、青门、直使之诀。其所歌诵者，长庆人事、诸子秘传、张氏屠寇、九星营寨、诸家秘密之书。其所交游者，唐城、桐柏茶牙海狗，东邹、南偃、夹山、六安鸡鸣马嘶，羊岘、房陵、襄淮遗逸之士。其所畅望者，巢淮涟泗之浅深，可以通津之远近；淮汉荆襄之肥瘠，可以屯兵之多寡。其所素晓者，淮东多川泽，利舟楫而不利步骑；淮西多山林，利步骑而不利舟楫。其所收集者，皆梁汉奇材，荆楚壮士，烟云楼阁、波涛楼橹、窟穴药石、风云占候之人物。其所计度者，山口、枞阳、东关、斥江、裕溪、马肠、九曲、狗溪、射阳、杨口、洲头、杨林之津要，以至荆襄之战地三十六，何地为险；淮南之山寨九十四，何寨为要。论至于此，则英雄豪杰之士，其视夫书生学士之流，岂不大有径庭也哉！（《平戎十策·再上皇帝书》）

华岳在权相韩侂胄主张北伐之时，以区区武学生的身份挺身而出，其鲜明的个性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充分说明，他自己就是一位英雄豪杰。据他的自我陈述，他也的确是自己所称许的那种“英雄豪杰”。他说自己是“郊野散材，本非书生”（《治安药石序》），这与一般儒者论兵先言“非兵家”迥然有别。他说：

自丱角至今，日诵兵家之书，日习兵家之事，日求兵家秘妙之术，日访兵家先达子孙、名将后嗣家传世袭之论。凡事之有系于兵者，无不遍考；地之有关于兵者，无不遍历；器用服食、行阵衣甲之制有资于兵者，无不旁搜远采，以尽其底蕴；山林遗逸、英雄豪杰之士有精于兵者，无不端拜师承，以益其寡陋。以故一步一跬皆有定制，一分一毫皆有成法。耳闻目见者，非众所共读之文，口授心传者，非人所同得之学。卫公、武侯不传之妙，臣得其真，韩信、曹公不著之书，臣得其秘。不遇见知，未甘弃逐，于是易真实之兵为章句之士，变汗血之心为选举之学。（《平戎十策》）

由此可见，华岳的平生志趣及所学都与文人论兵者明显不同，他对兵学有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是一位真正的兵学家。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成就一番功业，但由于怀才不遇，只能投身于“选举之学”。他自称“庆元己未，应补胶庠，侥幸前列；嘉泰辛酉，应举胄监，滥厕多士。或参或告，凡七八年”（《平戎十策》），庆元己未是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此后，他在武学的时间有七八年之久。武学生的特殊经历和身份使他对兵学有更深入的研究，对当时的军事问题也有更多观察和思考。

《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今存本十二卷，包含《平戎十策》一卷、《治安药石》十一卷。《平戎十策》是华岳被羁押建宁两年后所写的奏疏。华岳认为，南宋军政存在“十弊”：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七则恩威之不明，八则利害之不密，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十策”就是针对“十弊”的除弊兴利之策，包括用人选将、人心士气、物资储备、作战方法、军马征调等诸多方面。《治安药石》标注写作时间为嘉定元年（1208）年，当略晚于《平戎十策》。《治安药石》取“治安不可无兵，犹膏粱不可无药石”之意，对军国大计、边防要务、破敌之技、将帅技能、武器装备、情报采探、御将之道、守边之策、足兵便民之策等“当世利害”做了详尽的论述，其中对六壬遁甲、相敌之术、攻守要地、武器装备等的论列尤为突出。

在兵学理论方面，可能是受到兵阴阳之学的影响，华岳颇为崇尚黄老兵学，他说：“兵法起于黄帝、风后、玄女，授受于鬼谷子、黄石公、少室山人，而富国强兵之事，尤详于《阴符》一经。故将忌三世，出于道书，至于纵横辟阖，亦莫不本于其说。”黄帝、风后、玄女都是传说中具有道家色彩的兵家，鬼谷子、黄石公、少室山人等是道家之通兵法者，其兵学论著带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华岳推崇道家好生恶杀之说以及《司马法》“杀人安人，以战止战”的观点，认为“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主张“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治安药石序》）华岳也很认同儒家的民心向背理论，他说：“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扰民则心失，心失则怨起，怨起则衅生，衅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因此，他主张“兴屯田以省支费，浚水道以便转输”，既节省民力，又保证军需。（《治安药石·足兵便民之策·省运》）不过，综观全书，《翠微先生北征录》思想的核心仍在于传统兵家之学。华岳对传统兵学有深刻领悟，并有新的阐释和发展。如他论兵之“心”与“气”：“夫兵者，心也，战者，气也。心之不充，则临敌而无定见，气之不足，则遇敌而有畏心”（《平戎十策》），正是基于《孙子》所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又如他论正兵、伏兵、奇兵三者的关系，以为“伏生于奇，奇生于机，机生于正，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治安药石·将帅小数·搜伏》），也是对《孙子》“奇正相生”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翠微先生北征录》紧密结合当时军事形势立论，既是兵学论文，也是现实对策。在上《平戎十策》时，他希望宋宁宗能够将之下发三省执政、侍从、台谏等讨论，如果所言可取，“乞送枢省，遍牒诸路将帅，参酌行用”。《治安药石》所论“当世利害”都关乎现实军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操性。(www.xing528.com)

如，关于当时最重要的国是——和战问题，华岳的观点颇为辩证。在上书反对开禧北伐时，他的主要论据是韩侂胄及其党羽专权、贪腐，犹如外患侵入国家周身。^[26]在《治安药石》中，他总结历代中原王朝与夷狄斗争的历史，认为固守和议或者一味主战都不可取。他说：“臣尝遍观古今中国之所以待夷狄者矣，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故征伐者不至于困弊之极，则不复言和议；和议者不至于罢兵撤备为敌所误，则不复言征伐。二者胥失也。”在他看来，不应该讳言和议，也不能耻言用兵。战与和，都是对敌斗争的手段，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他认为，在当时“内政未修”的情况下，应以“和议”为权宜之计，“今日之和，非真怯也，全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治安药石·军国大计·和议》）

又如，对于边防问题，华岳反对放弃两淮的消极防御战略，主张力保两淮、荆襄前沿。他说：“舍淮淝千里之险，而退守大江，则藩篱毁而门户可忧；弃襄汉万全之利，而归保岘城，则唇颊亡而齿牙何恃？……保淮则淮甸可全，而长江之险不被其平分；保汉则荆襄可守，而唐邓之区可行于掩袭。倘以为淮不可守而退守大江，不知江不可守则又将退守何地？倘以为汉不可守而退守襄阳，不知襄不可守则又将退守何所？”（《治安药石·守边待敌之策·禁涉》）在《治安药石·边防要略》中，华岳分列“山水寨”“屯要”“捷径”三篇，系统勾勒了边防体系的蓝图。他认为，靖康至绍兴年间的军事失利，多半是由于“山寨、水寨之不守”，他根据亲身考察地理形势的情况，列举可立山寨之处九十四，守山寨器具三十六种，可立水寨之处四十九，水寨守具三十九种。（《治安药石·边防要务·山水寨》）“屯要”是指重兵屯守要冲。“一国有一国之冲要，天下有天下之冲要”，“屯守之地，当其冲要，则一人之力可以敌万夫；非其冲要，则万夫之勇不足以敌一人”。他说：“今日之形势，闽蜀之外，莫淮汉急也。”既有屯兵之处外，尚有疏漏之处，江淮地区在濠梁、历阳，荆襄地区则在随州、枣阳，应该在这些地区部署重兵屯守，“吾军进取，则留此以为劲捷之道，而取其有先人之便；贼军入寇，则设此以为掩袭之所，而避其有阚我之谋。则三边之形势可全，而淮汉之津可无潜涉之忧矣”。（《治安药石·边防要务·屯要》）“捷径”与“通衢”相对，是指隐蔽的捷近小路。华岳说：“两军之所共知者，谓之通衢；吾军之所自知者，谓之捷径。则人所不测而不及关防，古人所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兵家所谓后人发，先人至，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是故两军相对，两阵相形，知通衢而不知捷径，则在我之势十得二三；知通衢而能备捷径，则在我之势十得七八。故捷径之利，得之则我常得以袭人，失之则人常得以袭我。”华岳详细列举了淮西和荆襄地区的数条捷径，建议严密防守，“随其远近险易，多方措置，依兵家守隘断险成法修治。道狭则因山为险，守以强兵，必使我可出而贼不可入，故彼不得以袭我之虚；道阔则因涧为濠，守以强弩，必使我可往而贼不可来，故彼不得以蹑我之后”。（《治安药石·边防要务·捷径》）从华岳关于边防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边防要务有深刻的认识，对地理形势了如指掌，所提方案翔实具体、有理有据，绝非书生常谈。

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翠微先生北征录》有着丰富的内容，特点也很鲜明。

其一，华岳十分重视侦察敌情。他说：“臣闻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耳。一身之聋瞽，徒能废吾之四体；而三军之聋瞽，则其所废者可胜计哉！”他批评当时朝廷和将帅对侦察工作的忽视，认为这是南宋用兵每每失败的重要原因。华岳指出，“国家承平以来，庙堂恶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无事而修边防，则谓之引惹边事；有事而论形势，则谓之泄露兵机”，“贼将之姓名，贼技之能否，贼势之进退，贼情之勇怯，盖殆若异世之事耳”，他认为，只有招募间谍，设置烽候、递铺等，及时获取情报，才能确保边防安全，使“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治安药石·采探之法·采探》）除了“采探”之外，华岳还论述了“候望”“聚探”“关递”“密辨”等侦察和情报传递的方法，十分细密周详。

其二，华岳对战术战法有十分详尽的叙述。针对金人的骑兵优势，《翠微先生北征录》详细论述了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制骑战术，提出了以车御骑、以驾陷骑等作战方法^[27]，对于制骑战术所用武器装备也有详细的叙述。对于攻守城作战，华岳并未具体论述攻守城的战法，而是详细阐述了如何在城外制敌的方法：“伏筌之法”“暗阱之法”“触网之法”“伏虎之法”“反疑之法”“远更之法”“白阱之法”“青阱之法”“马拖之法”“马筒之法”，等等。（《平戎十策·得地》）华岳还列举了行军作战的八种“将帅小数”——搜伏：针对九种伏兵的搜伏之法；反泄：即改变原有的号令方式，以达到保密目的，包括“反号召”“反旗帜”“反金鼓”“反烽燧”四种；暗认：为防敌人冒充而设的暗号系统，通过事先约定好的旗号、金鼓、阵法的变化识别敌军或己军；潜易：偷偷更换将领或军队，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急据：迅速占领山、水、林等战略要地；分渡：分兵渡河之法；自认：迷路时的记认之法；就顺：占据优势的方法，分为“顺山”“顺水”“顺风”三种。

其三，在选任将领的问题上，华岳主张广开求贤之路，重赏有功之人，“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平戎十策·招军》），并对将帅的技能、谋略、基本素质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忘命轻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恤死者，将帅之事也。”将帅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不以“斗智角力”为能，而是“招致谋夫策士，讲求不战之法”。他提出了“学战易，学不战难”的观点，强调将领“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性。华岳还指出，“人材之得失，系乎货财之聚散”，将帅应该不惜耗费重金去募勇士、谋士等人才。（《治安药石·戒饬将帅之道》）这些思想无论从儒家还是兵家角度看都是很新颖的。

此外，在武器装备方面，《翠微先生北征录》也有很详尽的记述。《治安药石》用很大篇幅讲“器用小节”，共记载了十三种武器装备：甲制、人甲制、马甲制、马军甲制、弩手甲制、弓制、弩制、弓箭制、弩箭制、鞍制、靴制、马枪制、叉枪制。这十三种器用是步兵和骑兵最常用的武器和防护装备。对于这些武器装备，华岳不但讲其形制，还讲其使用方法和优劣利弊。

总之，华岳武学生出身，既非典型文人，也非领军将帅，他的兵学体系以传统兵家专门之学为基底，杂糅兵、儒、道诸家，以实用为旨归。《翠微先生北征录》既是华岳兵学造诣的体现，又是他对南宋军事尤其开禧北伐的检讨。书中既有对战争观念、战略的观照，又有对战术战法的记述；既有兵法理论，又贴近军事实践，条分缕析，切实详明，体现了宋代兵学的较高水平，在宋代乃至中国兵学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翠微先生北征录》成书之后，长期湮没无闻，直到清黄虞稷等《宋史艺文志补》始见著录。关于该书卷数，《宋史艺文志补》著录为三卷，《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为十二卷，卢文弨《抱经堂志补》则著录为十一卷。现存版本主要有元抄本、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本，后者出自铁琴铜剑楼藏本，收入《贵池先哲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