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钤经》的撰写时间及主要思想来源

《虎钤经》，北宋许洞撰。关于许洞撰著《虎钤经》的背景及其际遇，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讲到。概括地讲，《虎钤经》是宋初禁兵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兵学著作，但由于时代风尚所趋，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许洞仕途偃蹇，与他撰著这部书也不无关系。

许洞（约970—约1011），字洞天，苏州吴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许仲容官至太子洗马，著名学者沈括是他的外甥。许洞自幼性情豪放，喜欢射箭、击刺等武艺。年纪渐长，开始专心读书，尤其精通《左传》。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中进士，被任命为雄武军推官。但是，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的仕途很不顺利，入职不久，就得罪了上司，再加上私用公款，以至于被开除公职，罢归乡里。景德二年（1005），他将所著《虎钤经》二十卷进献朝廷，应“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的制科考试，结果却“以负谴报罢”，只被安置了一个均州（今湖北丹江口西北）参军的职位。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祀汾阴，许洞进献《三盛礼赋》，被召试中书，改任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主簿，不久去世。时年四十二岁。

许洞在当时颇有文名，龚明之《中吴纪闻》说他“平生以文章自负，所著诗篇甚多，当世皆知其名，欧阳文忠公尝称其为俊逸之士”，可见他在当时文坛是有一定名气的。《宋史》将他与黄夷简、卢稹、谢炎等一道，称为“浙右士之秀者”。^[14]除《虎钤经》之外，许洞还著有文集一百卷，《春秋释幽》五卷，《演玄》十卷，今均无传本。

关于《虎钤经》的撰著时间，学界曾一度流传错误的说法。许洞在自序中称，《虎钤经》一书“创意于辛丑之初，成文于甲辰之末”。“辛丑”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甲辰”是真宗景德元年（1004），由此可知，该书的撰著历时四年，恰值他被罢官归吴中期间。清人曾钊校订本《虎钤经》，许洞自序中的“辛丑”误为“辛酉”，曾钊未予详考，在跋文中说：“考辛酉为太祖建隆二年（961），迄甲辰，真宗改元景德（1004），盖历三十八年。”^[15]事实上，即使按这个算法，从961年至1004年，也不是三十八年，而是四十四年。尽管存在明显错误，但因曾校本影响较大，此后的清刻、清抄本大多沿用此说，就连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也据以反驳《四库全书总目》“积四年书成”的正确说法。许洞其人，也一度被误认为元朝人。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唐顺之《武编》及何良臣《阵纪》等都称他为元人。

《虎钤经》全书共二百一十篇，分为二十卷。前十卷论兵机、料敌、结营、立阵、治病等的理论和方法，后十卷为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等阴阳占候之学。

许洞在自序中自述撰著《虎钤经》的指导思想：

自古兵法多矣，然《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于晓用；诸家之法肤而浅，或用者丧于师律。浅深长短，迭为表里，酌中之理，诚难得焉。又观李筌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则散而不备，以是观之，诚非具美。臣今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名曰《虎钤经》。

由此可见，《孙子》和《太白阴经》是《虎钤经》的两个主要思想来源。与此相对应，《虎钤经》也具备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较强的理论性。许洞认为《孙子兵法》“奥而精”，研习者难以理解和运用，因此欲“明演其术”，也就是说，要推演孙子思想，使之具体化、通俗化。在《虎钤经》前半部分，这一点体现得十分明显。《虎钤经》前十卷主要探讨战争观、作战指导原则、治军选将思想、料敌之法、训练之法以及计时、辨向、人马医护等军事技术的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二是浓重的兵阴阳色彩。《太白阴经》又名《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唐李筌撰。李筌，号达观子，约生活于唐肃宗、代宗年间，是道兵家的代表人物。《太白阴经》存录了大量阴阳术数、奇门遁甲的内容。许洞不满于《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则散而不备”，希望对兵阴阳之说重新整理，“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这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虎钤经》的后十卷中。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后十卷科学的成分少，迷信的成分多，并无多大的价值，但是，兵阴阳作为中国古代兵学的四大门类之一，对古代军事思想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现代学者释读出土文献，或研究方术之学，常常以《虎钤经》做参考，也说明其兵阴阳部分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料价值。(www.xing528.com)

作为宋初一部重要的私家兵学著作，《虎钤经》继承《孙子》《太白阴经》等的兵学理论，或发挥成说，或自出心裁，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兵学思想。

第一，《虎钤经》强调“人”在战争指导中的决定作用。在影响战争的三个最重要因素——“天”“地”“人”之中，许洞认为：“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虽有其表，将焉用乎？”（《三才应变》）又说：“观乎人事强弱利害有胜败之势者，事皆系于人也。”（《兵机统论》）正因为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人谋才能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所有料敌、用人、示形、造势、用间等才得以展开。许洞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兵法与人的关系，他说：“兵法如车之载其物，则车之转者由轮也，及有车之用，则东西南北者由人也。”（《逆用古法》）

第二，《虎钤经》强调“变”对战争指导的重要意义。许洞说：“用兵之术，知变为大。”（《三才应变》）又说：“兵术万途，不可专一。”（《夺恃》）“兵家之利，利在变通之机。”（《逆用古法》）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应对之策也要随之变化，“苟以变合于事，事合于时，时合于理者，无强弱，无利害，则败势可以为胜，胜势可以为败也”（《兵机统论》）。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效仿古法，则无异于胶柱鼓瑟。他以“逆用古法”“逆用地形”为题，阐述了灵活运用兵法乃至反用兵法的问题。

第三，《虎钤经》对古代兵法的概念和范畴有新的阐发。如，《先胜》篇中，发挥了孙子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思想，提出了“三和”“三有余”“三必行”等“先胜”的具体条件。《袭虚》篇中，提出了“因”“诱”两种“袭虚”之法。《夺恃》篇中，提出了“夺强以气，夺隘以动，夺勇以威，夺缓以诱”的观点。《任势》篇中，将“势”划分为五种“势之任者”：“一曰乘势，二曰气势，三曰假势，四曰随势，五曰地势。”三种“势之败者”：“一曰挫势，二曰支势，三曰轻势。”如此等等，都对前代兵书的思想有所补充、完善、总结和提升。

《虎钤经》也存在一些缺点，最主要的是缺乏实践性和创新性。从资料来源上看，书中兵学理论部分源自《孙子兵法》《吴子》等“武经七书”以及《墨子》《淮南子》等古代典籍，虽然时有新意，但大多为综合、引申，原创内容并不多。书中具体军事知识、技术、兵阴阳等内容则多引自《太白阴经》《李靖兵法》等唐代兵书，更是谈不上创新。唯有飞鹗阵、长虹阵、重覆阵、八卦阵四种阵法为许洞所独创，他对此颇为自豪，认为比前人的阵法更完善，但是，这些既无实践基础又无实践检验的阵法，顶多是纸上谈兵的智力游戏，很难说有多大实用价值。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价的那样，“其间亦多迂阔诞渺之说，不足见诸施行”^[16]。

尽管《虎钤经》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汇集了丰富的古代兵学内容，在唐以前兵书散佚严重的情况下，更显示出重要的军事学术和史料价值。在编纂体例和思想内容上，明清的重要兵书如《武备志》《武编》等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使之成为传统兵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