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北宋中期，随着“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和“以文制武”政治体制的确立，加之军事斗争形势的持续紧张，“文人论兵”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文人学者竞相研兵、论兵，对兵书的注释、阐发、议论之作层出不穷，围绕军事斗争的建策也以各种形式呈现，形成了一个兵学研究的高潮。
首先是兵书注释之作蜂起。据《郡斋读书志》记载：“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84]可见，在宋夏战争的促动下，出现了一个兵书注释的高峰。
《孙子兵法》作为最重要的兵学经典，注释之作向来为各种兵书之冠。此期的《孙子》注家主要有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等人，他们的注作后被集入《十一家注孙子》，至今存世。梅尧臣是宋代著名诗人，其注释《孙子》约在宝元二年到康定元年（1039—1040）之间，即宋夏战争大规模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王皙是北宋中叶的著名士人，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其注《孙子》当在宋夏战争爆发以后，较梅尧臣稍晚。何氏，生平不详，但其注《孙子》多引《武经总要》，又无“武经七书”相关内容，撰成时间当在《武经总要》成书到“武经七书”颁定之前，即仁宗庆历七年（1047）到神宗元丰六年（1083）之间。张预，生平不详，可能是北宋地方武学教谕，所注《孙子》大约成书于徽宗时期。
关于以上四家存世《孙子》注，下文还将有详细的分析，在此仅对现已亡佚的兵书注作略做考索，以见此期兵书注作之一斑。
张载注《尉缭子》。张载（1020—1077），字子厚，理学名儒，世称横渠先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张横渠注尉缭子》一卷，称“其辞甚简略”，《文献通考》承其说，认为张载“蚤年喜谈兵，后谒范文正，文正爱其才，劝其学儒，载感悟，始改业。此殆少作也”[85]。范仲淹劝诫张载不事于兵，专注儒家名教的故事，在宋代士林广为流传，《文献通考》由此推断张载《尉缭子》注作于年少之时，也有其合理性，但具体情况如何，并无其他材料佐证。
沈起注《孙子》。沈起，字兴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高第，曾率部讨平“庆州军变”，又曾出使契丹，不辱使命。熙宁五年（1072）为广南西路经略使兼知桂州，积极筹备讨伐交趾，次年坐边议罢。史料记载，沈起“生平喜谈兵，尝以兵法谒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孙武书以自见”[86]。
麻皓年注《孙子》《吴子》《李靖对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1074）三月，“知制诰王益柔言：‘试将作监主簿麻皓年尝注《孙》《吴》二书及唐《李靖对问》，颇得古人意旨，兼自撰《临机兵法》，甚精当。欲望许进所注书，或可采录，乞加试用。’从之”[87]。可见麻皓年所作《孙子》《吴子》《李靖对问》等书的注解当时进献了朝廷，他自己也著有一部《临机兵法》，但是，这些书究竟下落如何，他本人是否得到了试用，史料均无详载。值得注意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这段记载后有一段话说：“李靖《兵法》世无全书，略见于《通典》，今《对问》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益之也。”从这段话透露的信息看，麻皓年所注《李靖对问》很可能是第一部关于《李靖对问》的注释，至于是否为阮逸家传出的《对问》，就难以详考了。
吴璋注《司马穰苴兵法》。吴璋为大名府元城县主簿，元丰元年（1078），“上所注《司马穰苴兵法》三卷，诏送武学看详。其后，武学言有可采，诏璋候武学教授有阙，试兵机、时务策各一道取裁”[88]。
杨伋撰述《李靖兵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八年（1075）五月“丁卯，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候一年召试。伋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图议，特录之”[89]。次年六月，又有一条相关记载：“壬子，以进士权武学传授杨伋为山阴县尉。以伋献兵说可采，令权传授，候一年与试，至是舍人院试策复中中等故也。”[90]杨伋本为太学进士，因“撰述”《李靖兵法》而被录用为“权武学传授”，过了一年，正式考试，但考试成绩只是中等，被任命为山阴县尉。杨伋撰著的这部《李靖兵法》是注作还是整理之作，难以确知，但此时正当宋神宗对李靖兵法最为感兴趣，且组织力量校理《李靖兵法》之时，杨伋的这部书显然投合了这一时机，因此受到重视。但是，这部书的水准可能并不是很高，杨伋本人也没有受到嘉奖和重用。(www.xing528.com)
以上这些兵书注作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张载是理学名儒、关学的创始人，学术地位很高，沈起既通兵学，又有军事经历，麻皓年不但注释《孙子》，而且为《吴子》《李靖对问》作注，他本人又曾任试将作监主簿，这三个人的地位都较高，但很显然，张载、沈起都以兵学自荐于范仲淹，麻皓年的兵书注受到知制诰王益柔的举荐，注兵书以“自见”是他们研究兵学的重要动因。吴璋的官职较低，显然是希望通过进献《司马法》注谋求晋升，杨伋的情况与吴璋类似，他们的兵书著作都被转入武学，他们本人也被纳入武学教职的人选，这说明在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注兵书以干仕进的情况并非个例。遗憾的是，这几部注作都没能流传下来，甚至在宋人的目录著作中也不见任何记载。以上诸书之外，武学博士何去非还撰有《司马法讲义》《三略讲义》[91]各一部，从书名推测，当为他在武学讲授《司马法》和《三略》的讲义。
其次，产生了一批新的兵书。边防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文人论兵思潮的推展，促进了兵书的产生。这一时期的兵书著作很多，有的是亲历边任的官员对边防问题的建言献策，有的是文人学者对前代用兵经验的梳理和检讨，有的是前线将领对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的论述，也有的是为武举应试和武学教学而编纂的教科书。据《宋史·艺文志》“兵书类”记载，此期有确切著者且可与其他史料相佐证的兵书有二十余种，如丁度《龟鉴精义》《庆历兵录》《庆历缮边录》《备边要览》，杨偕《兵书》，刘沪《备边机要》，薛向《陕西建明》，郭固《军机决胜立成图》《兵法攻守图术》，任谅《兵书》，张预《十七史百将传》，王洙《三朝经武圣略》，何去非《何博士备论》，吕夏卿《兵志》，王韶《熙河阵法》，阮逸《野言》，赵珣《聚米图经》，景泰《平戎议》《边臣要略》[92]，程大昌《北边备对》，等等。遗憾的是，这些兵书大多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苏洵《权书》、何去非《何博士备论》、张预《十七史百将传》等少数几部。
再次，论兵篇章层出不穷。这一时期，涌现出很多以评论、阐发兵学思想为要旨的论兵篇章，著名者如苏轼《孙武论》[93]，苏洵《权书·孙武》，李廌《兵法奇正论》《将材论》《将心论》[94]，秦观《进策》中《将帅》《奇兵》《兵法》[95]等篇。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兵学家和兵书的评论，如苏轼《孙武论》，苏洵《权书·孙武》，主要是对兵家或兵书的地位、价值、特点等加以评论。另一类主要是对兵学思想的阐发，如李廌、秦观诸文。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其文章深受苏轼赏识，《宋史》称他“喜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辩而中理”[96]。元祐年间，其曾献《兵鉴》二万言，今《济南集》中所存之《兵法奇正论》《将材论》《将心论》等即为其中数篇。秦观亦为苏门学士，其《将帅》篇论将权问题，《奇兵》篇论述用奇之法，《兵法》篇则讲御兵之法。
除了集中探讨兵学思想的篇章之外，文人士大夫就军事形势或具体军事问题立论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如，苏轼引《孙子》“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之言反对神宗用兵西北。[97]又如，对于备战问题，王安石、包拯[98]、尹洙[99]、欧阳修[100]、张方平[101]等均曾论“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重要性。对于“将从中御”问题，曾公亮批评宋初以来“利病用舍，悉从中覆”的状况[102]，李觏从战场形势“一步百变”的特点出发，反对将从中御[103]，富弼则主张将权宜专，君不可制[104]。此外，杨偕依据《孙子》“散地”理论反对夏竦增土兵之议[105]，田锡论用兵利害引《孙子》“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106]，晁补之《上皇帝论北事书》《上皇帝安南罪言》论“务食于敌”“用间”问题[107]，等等，都是非常优秀的论兵文章。
仁宗宋夏战争之时，是朝廷咨访民间知兵之士的高潮期，文人论兵蔚为大观，但也存在一定弊端。宋庠描述当时的情形说：“顷因叛羌扰境，加以岁初日食风灾之变，陛下省躬念咎，勤劳日昃，思所以销伏众异，询逮下情，洊敕攸司，广开言路。故自春夏以后，或诣吏，或投匦，或遣近臣临问，或于便坐引对，公私草泽上封言事者，以千百数。”朝廷广开言路，征求朝野贤人良策，但是实际效果却令人不满：“大抵论兵料敌，不越攻守之策。虚谈谬语，众所共知。道采途闻，互相求丐。然质其实效，可施于用者，卒无得焉。其间尤可怪者，王建中以通籍之臣，乃言今之天下非陛下之有；李元振不逞狂竖，而献封削牍，字皆方寸，辞意悖慢，侮蔑朝仪；丁腴卜祝之家，滥名贡士，杂引星变，云京师且有大火；王翊胥徒贱品，因缘荐导，累求上殿，缙绅嗟笑；李可久原州酒户，嘱托奸邪，无功授官，正人切齿。……其余或恣为毁黩，或轻议灾祥，述闾阎猥滥之辞，陈锥刀琐末之利，妄为器械，意度山川，荐达亲联，援引朋党，冒恩侥禄，情无不至。遂使天下幸灾好乱之辈，负愆失职之人，群吠京师，雀跃朝著，盱衡鼓舌，曾无嫌忌。”宋庠所论生动地呈现了广开言路之下各种怪现象。其中的主要问题，一是坐而论道，不敷实用，“质其实效，可施于用者，卒无得焉”，二是小民妄议国政，有损国体。他说：“今使小臣末吏、竖儒黔首皆得攘臂奋笔，议朝廷大事，凌轹卿相，以为侥幸进取之资，臣恐乘风随流，荡而不反，权削威弛，非国家之福。”[108]
苏轼对这一时期的文人论兵也有批评，他说：“往者西师之兴，其先也，惟不以虚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择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兴之际，四顾惶惑而不知所措。于是设武举，购方略，收勇悍之士，而开猖狂之言，不爱高爵重赏，以求强兵之术。当此之时，天下嚣然，莫不自以为知兵也。来者日多，而其言益以无据，至于临事，终不可用，执事之臣，亦遂厌之，而知其无益，故兵休之日，举从而废之。”[109]苏轼虽然也认识到这种举措存在问题，但并非一概否定。相比之下，苏舜钦的意见更为尖锐，他说：“臣窃见自西寇逆节，天下言兵者不可胜计，大抵不过训练兵卒，积聚刍粟而已，其言泛杂，无所操总，又陈烂使人耳厌其闻而笑忽之。”[110]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仁宗宋夏战争是最广泛动员方略、武勇之士的时期，氛围之宽松，议题之广泛，参与者之众多，都是史无前例的。此外，这一时期进言献策的草泽之士也远非文人论兵的全部，文人论兵的主体依然是具有官僚士大夫身份的文士。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