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兵书整理研究成果显著

北宋中后期，随着兵学的官学化，宋廷组织了一系列校理和编纂兵书的工作，在兵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校勘整理兵书

一般而言，在宋廷对官方藏书的校勘整理中，兵书必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兵书校理往往与国家校书活动相一致。不过，由于兵学属于专门之学，兵书校理的难度非比一般，往往需要遴选兵学专家来做，有时也会组织专门的兵书校理工作。这一时期，官方较重要的兵书校理共有四次。

第一次是仁宗景祐年间编修《崇文总目》时对兵书的校理。《崇文总目》的修撰始于景祐元年（1034），“以三馆秘阁所藏有缪滥不全之书，辛酉，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将馆阁正副本书看详，定其存废，伪谬重复，并从删去，内有差漏者，令补写校对，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著为目录”^[67]。至庆历元年（1041）七月成书，历时七年之久。《崇文总目》后世已无完本，从相关记载来看，它是对宋初国家藏书的全面整理，包括了遴选、补写、校对、著录以及撰写提要等工作，每类之下有“叙”，每书之下有“释”。对于兵书的校理应该也遵循了这一流程。曾参加《崇文总目》修撰工作的欧阳修在《孙子后序》一文中说：“余顷与撰四库书目，所见《孙子》注者尤多。”《四库全书》本《文忠集》在这段后还有“一有‘至二十余家’五字”的小字注。^[68]从历代官私书目的记载来看，到宋代中期，《孙子》注“二十余家”应该是较为可信的数字。但是，《崇文总目》著录的《孙子》注却只有五部：魏武帝注、萧吉注、陈皞注、贾林注、何延锡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崇文总目》编定过程中的“定其存废”、删除重复有关。《崇文总目》共收录兵书六十部，一百一十六卷，除了《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四部分类之外，又“杂以卜筮刑政之说”^[69]。尽管《崇文总目》的删定工作不尽合理，“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70]，但在兵书的种类上应该不至于有大的出入。

第二次是仁宗嘉祐年间对秘阁所藏兵书的编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嘉祐六年（1061）四月，“大理寺丞郭固编校秘阁所藏兵书。先是，置官编校书籍，而兵书与天文为秘书，独不预，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书残缺者多，不能遍补也”^[71]。这里所说的“先是，置官编校书籍”是指从嘉祐四年（1059）开始的校书活动。这一校书动议由右正言、秘阁校理吴及提出，他说：“近年用内臣监馆阁书库，借出书籍，亡失已多。又简编脱略，书吏补写不精，非国家崇尚儒学之意。请选馆职三两人，分馆阁人吏编写书籍。”他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嘉祐四年二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昭文、史馆、集贤院、秘阁书而编定之”。为了保证编校工作顺利进行，朝廷还规定，蔡抗等人“不兼他局，二年一代，别用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这项工作直至神宗熙宁八年（1075）方才告竣，历时十六年之久。^[72]在这项规模浩大的朝廷藏书整理工程中，兵书、天文由于作为“秘书”的特殊性，起初不在编校之列，直到校书活动开始两年以后，才由以“知兵法”闻名的郭固承担此役。郭固虽然不是一个显赫的人物，却是一位兵学专家，他非常熟悉边防事务，对于战术战法也相当精通，宝元、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都曾辟他为随从，参谋军机。欧阳修出使河东，也曾申请辟他随行，说他“熟知沿边兵民利害”^[73]，由他负责校理兵书应该说是适得其选。这次兵书校理至治平四年（1067）完成，用了六年时间，最终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74]。

第三次是神宗熙宁年间对《李靖兵法》的校定。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年间，神宗曾下诏枢密院：“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旼、中书吏房习学公事王白、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校正、分类、解释。”^[75]这次校定《李靖兵法》，缘于神宗时改革营阵之法，以距时较近的唐李靖兵法为重要参照，需要先厘定文本。尽管从史料记载的情况看，校订后的《李靖兵法》所载阵法在实际演练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整理校订《李靖兵法》的工作本身体现了神宗对兵学的高度重视，客观上推动了兵学的发展。

第四次是神宗元丰年间对“武经七书”的校定。元丰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76]。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国子司业朱服言：‘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卫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家所注《孙子》互有得失，未能去取，它书虽有注解，浅陋无足采者。臣谓宜去注，行本书，以待学者之自得。’诏：《孙子》止用魏武帝注，余不用注”^[77]。从元丰三年下诏到元丰六年校毕，这次校订前后历时三年之久。^[78]

这次兵书校理虽然只有《孙子兵法》等七部兵书，但由于是皇帝钦命，而且所校为兵书经典，因此受到了较多的重视。朱服在上奏中说：“检会武学奏诸家兵法，差舛脱略，殆无完书，谓宜委官，使集诸本，悉行校正。”^[79]也就是说，这次校订的主要任务是为武学提供教科书，参校本是官方所藏各种兵书。按理说，《崇文总目》所载、郭固所校等都应在参校之列。这次校订的负责人是国子司业朱服，具体执行者是武学教授何去非。何去非之子何薳在《春渚纪闻》中记载：“先君为武学传授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80](www.xing528.com)

这次校订形成的版本成为后世流传最广、最权威的“武经七书”本。《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朱服校定《六韬》六卷，又校定《孙子》三卷，校定《司马法》三卷，校定《吴子》二卷，校定《三略》三卷”，应该就是这次校正的成果。不过，《宋史·艺文志》中并没有著录“武经七书”，这可能意味着，在官颁之初，“七书”并非合刻之本。到南宋时期，“武经七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带魏武帝曹操注的《孙子》本，以今存于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中的《孙吴司马法》为代表。另一种是不带《孙子》曹注的武经白文本，现存《续古逸丛书》本“武经七书”就是这种形制。该本为南宋刊本，原藏清陆心源皕宋楼，光绪年间流入日本，现存东京静嘉堂文库，1935年，商务印书馆印《续古逸丛书》，用中华学艺社借照静嘉堂所藏影覆。《续古逸丛书》本是现存最早、最重要的“武经七书”版本。

（二）编修《武经总要》

这一时期，在校勘和整理国家馆藏兵书之外，北宋官方还组织了一些兵书的编纂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修纂《武经总要》。《武经总要》共四十卷，由参知政事丁度总领其事，天章阁待制曾公亮具体负责，庆历三年（1043）开始修纂，庆历七年（1047）四月至六月间纂成，历时五个年头，实际费时约三年半。^[81]编纂《武经总要》的起因是宋夏战事紧张，“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82]。宋仁宗在御制序中讲得很明确，他说：

昨藩臣阻命，王师出伐，深惟帅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定。虑泛览之难究，欲宏纲毕举。俾夫善将出抗强敌，每画筹策，悉见规摹。公亮等编削之效，浸逾再闰，沉深之学，莫匪素蕴。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谊，次以钤略。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且用兵贵乎有纪，尚节制也。决胜至于无形，尚权变也。六师训练，四方风土，爰从删正，可备庙（讳悦）［算也］^[83]。又若营阵法制，器械名数，攻取之具，守拒之用，并形图绘，悉以训释。考星历，辨云气，刑德、孤虚、推步、占验，行之军中，阙一不可。命司天监杨惟德等参考旧说，附之于篇。共勒成四十卷，内制度一十五卷，边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目曰《武经总要》。

从这篇序文可以看出，宋廷组织了强大的阵容编纂《武经总要》，内容十分丰富，“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谊，次以钤略。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从战史、方略到营阵法制、武器装备，再到兵阴阳之学，无所不包，无异于一部兵学百科全书。《武经总要》纂成后，受到宋各代帝王的高度重视，长期作为前线将帅的指导书目，对宋代军事教育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宋中后期官方编纂、校理兵书的举措促进了兵学的发展，也产生出一批熟悉兵学或对兵学深有研究的学者。郭固、丁度、曾公亮、朱服、何去非、王震、郭逢原等人都因为参与这些工作而加深了兵学造诣，阮逸、顾临等人则以教授武学而成为兵学专家，他们或整理诠注兵书，或撰著兵书阵图，或讲习传授兵书，是文人论兵潮流中最具专业性的力量，为宋代军事教育、兵学研究和军事实践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