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兵书：宋初禁兵书背景下的兵学现象》

北宋初期禁兵书，主要目的是防范变乱，然而，宋初的皇帝们却对兵书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们关注兵书的目的是平息变乱。兵书成为禁书，从另一个角度讲，相当于成了皇帝的私有之书，只有皇帝才有权掌控和运用这些兵书，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因此，宋初一方面是国家三令五申禁兵书，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御制、御赐兵书流行。

宋太宗虽然不是开国之君，但他随宋太祖久历戎行，自认为对军事问题很有经验，加之太宗朝开始推行崇文抑武，对武将的控制日益严格，故宋太宗对军事的关注尤显突出。据史料记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曾经赐《军诫》给新任枢密使王显，“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己亥，以宣徽南院使枢密副使王显为枢密使。上召谓显曰：‘卿世非儒家，少罹兵患，必寡学问，今在朕左右，典掌万机，因年暇博览群书。’左右取《军诫》三篇，赐显曰：‘读此亦可以免面墙矣。’”富弼在《政要释》中对这件事解释道：“大臣不知学术，则暗于大体。王显一武人，虽以才力任用至枢密使，太宗虑其不学，不能晓通变之事，故以《军（戒）［诫］》授之，使知贤者行事也。”^[36]宋太宗赐予王显的《军诫》很可能是唐人裴守一所著《军诫》三卷。^[37]该书已佚，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从太宗的言语来看，这部书当是军事理论书籍，之所以赐予武臣王显，是怕他因寡于学问而难以担负枢密使的重任。

宋太宗倡导文治，他本人在书法上用功颇深，尤擅飞白体和草书，因此经常效法唐太宗赐御书的故事。在频繁的赐御书活动中，也有专门针对武臣的赐书。据《玉海》记载：“雍熙四年五月，以北虏未服，召北面诸将田重进、潘美、崔翰及殿前刘延翰对于便殿。上访以御戎备边之策。延翰曰：‘臣等皆鹰犬之才，奉指踪之命，犹惧不给。破虏之防，惟圣心裁处。’上因手书《六韬兵法》‘将有五材十过’之说以赐之。”^[38]《六韬》中的“五材十过”出自《龙韬·论将》，原文是：

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材十过。”武王曰：“敢问其目？”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五材十过”是对将领将才、将德的要求和为将易犯错误的告诫，宋太宗书写这份御书给田重进等武臣，可谓寓意深远，正如洪适在《御书六韬兵法赞》中所说，太宗御书的目的是“使之昭然识为将之术，知勇智仁信忠之可以法，而轻死好利怯懦急缓之可以戒。朝诵夕惟，起居造次必思而践行之。其所以训敕臣下之道可谓善矣”^[39]。

宋太宗在赐予田重进等将领御书的同时，还颁示了一份《御制平戎万全阵图》，“指画卷舒进退号令出没以赐”^[40]。宋太宗对前线将领的控制很严格，“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41]。阵图是他控制战场指挥的重要工具。临战之时，他往往御赐阵图，指挥前线的排兵布阵。《御制平戎万全阵图》就是这类阵图的代表。该阵图收录在《武经总要》中，《武经总要》评价它说：“所以挫驰突之威，明坚重之锐，循名摘实，知神谋之有在矣。”^[42]事实上，以一张预制的阵图决定前线的排兵布阵，无论这种阵图设计得如何周全，也不可能万全平戎。宋太宗以阵图御军，严重束缚了前线将领的临机指挥权，造成战役和战略上的被动，正如田锡所说：“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致胜，未见其长。”^[43]尽管有朝臣直言相谏，宋太宗却不以为然，他曾对近臣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44]因此，终太宗之世，临战赐予将领阵图的做法并未有所收敛。不惟如此，这一做法也为嗣后的真宗所继承，造成了持久的不良影响。仁宗朝武将王德用曾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45]

御赐阵图固然弊端很大，但阵图作为排兵布阵之法，在军队训练和作战指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排除其中的神秘主义因素，阵图本身也是中国古代兵书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内容。宋太宗对阵图、阵法的偏好，刺激了大量阵图的产生，这也成为宋初禁兵书背景下一个特殊的兵学现象。(www.xing528.com)

宋仁宗朝最重要的御制兵书是《神武秘略》。《神武秘略》是朝臣呼吁开放兵书之禁的产物，也是宋初禁兵书政策出现松动的标志。景祐四年（1037），同知枢密院事韩亿建言，武臣宜知兵书而禁不传，请求纂集兵书之要赐予诸将。于是，宋仁宗亲自编制了《神武秘略》一书。各类记载都说这部兵书是仁宗亲制，在《玉海》著录的《仁宗御集》一百卷中，该书就被列入其中。欧阳修在代英宗所作的《仁宗御集序》中说，仁宗“于万幾之暇，泊然凝神，不见所好，惟躬阅宝训，陈经迩英，究钟律之本元，训师兵之武略。按图以鉴古，铭物以自戒”^[46]。由此可见，仁宗对兵学很重视，很可能也确有一定研究。加之兵书为禁书，唯有御制才合理合法，并能显示出兵书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在《神武秘略》一书的编纂上，仁宗本人的重视和参与程度应该是很高的。

《神武秘略》今已不传，从史书记载来看，该书共三十篇，分十卷，按《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纂集“古今行兵用师之要”和“诸家兵法”。仁宗在该书序中说：“《礼记》：出征受成于学。汉礼遣将，尚书授以古兵书。魏武帝命将行师，皆以《新书》从事。艺祖临遣将，勉其为治。太宗尝出《军诫》，以赐枢臣。是用启金锁秘室之藏，究鹖冠黄石之旨，采古贤兵法及旧史成败，为十五卷三十篇^[47]，其标目始于《叙兵》《将才》，终于《教射》《教弩》，实阃外之津梁，幕中之龟鉴。”^[48]宋祁也说，该书“包曩术以无遗，订秘书之不布”，“因兵家之四种，汇以名章；欲师律之万全，授而为法”。^[49]由此可知，这部书是对古代兵法的精要摘编，涉及作战指导理论、战争战例、建军治军和战术战法等各个方面。

《神武秘略》编纂完成以后，“赐河北、河东、陕西缘边部署、钤辖、知州军，每得代，更相付授”^[50]，朝中宰执等高级臣僚也在赐读之列。宋祁在《代参政谢赐神武秘略表》中说：“今月六日，中使至私第，被圣旨，赐臣等御制《神武秘略》一部者。”^[51]也就是说，该书的分发范围限于朝中执政大臣，沿边河北、河东、陕西诸路的中高级军政官员，赐予各路的还要求官员在离任之时交接，显然是作为提高将领军事理论素质的内部资料使用的。

《神武秘略》一书在宋代影响很大。宋神宗曾“诏赐王韶御制《攻守图》《行军环珠》《武经总要》《神武秘略》《风角集占》《四路战守约束》各一部，仍令秦凤路经略司抄录”^[52]。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权礼部侍郎孙道夫言：“仁宗景祐初，采古兵法及旧史成败，为《神武秘略》以赐边臣，训迪有方，故一时爪牙有古良将风。愿下文馆重加雠正，遍赐将帅，以继仁宗故事，岂无曹玮、王德用、狄青之徒为时出乎？”^[53]可见在南宋时，仁宗编《神武秘略》已经成了值得效法的祖宗故事。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仁宗纂集的兵书除《神武秘略》十卷以外，尚有《攻守图术》三卷、《行军还珠》一部、《四路战守约束》一部，^[54]这几部书也在宋神宗赐予王韶的书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