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兵学研究

论宋初兵学之前，有必要追述一下五代入宋的兵家张昭及其《制旨兵法》。张昭（894—972），字潜夫，本名张昭远，避后汉高祖刘知远名讳，只称张昭。濮州范县（今属河南）人。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朝，入宋，拜吏部尚书，进封郑国公，后改封陈国公。张昭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家有藏书数万卷，他本人博通多艺，兼擅天文、风角、太一、卜相、兵法、释道之说，好撰述，自后唐至宋，屡次承诏修撰实录。

据史料记载，《制旨兵法》一书，当在后周显德年间（954—959），张昭任兵部尚书时受诏所撰。^[5]虽然这部兵书并非撰成于宋代，但距宋朝建立仅有数年时间，张昭在《进所撰兵法表》中所论，颇能体现宋立国前夕的兵学状况，兹存录于下：

臣本书生，不娴武艺。空忝穰苴之位，惭无郤縠之能。遽捧纶言，令纂兵法。虽强三宫之说，何称九天之谋？伏惟陛下玉斗缵戎，金楼聚学。九舜十尧之典，不足揣摩；三门五将之书，无烦接要。而犹申旦不寐，乙夜纵观，留连于尺籍伍符，探赜于枫天枣地。以为人情贵耳而贱目，儒者是古而非今。以韩、白之智有余，英、卫之才不足。宁悟滋水钓翁之学，今乃椎轮；圯桥神叟之言，已为糟粕。无足师模于钤算，聊可挹酌于源流。爰命下臣，撮其枢要。臣逖观前代兵家所著，篇部颇多。自唐末乱离，图书流落，今兰台秘府，目录空存。其余讨论，固难详悉。今只据臣家所有之书，摭其兵要，自军旅制置，选练教习，安营结阵，命将出师，诡谲机权，形势利害，赏罚告誓，攻守巧拙，星气风角，阴阳课式等，都四十二门，离为十卷。管窥蠡测，莫知穹渤之高深；兽走犬驰，且副搜苗之指使。既成卷部，须有签题。臣伏见前代奉诏撰论，皆目为制旨，今辄准故事，题为《制旨兵法》。臣留司都下，不敢辄去班行。谨差私吏赍诣行阙陈进。^[6]

从张昭的这份进表可以看出，周世宗在戎马倥偬之际，十分重视研究兵书，命张昭编纂兵书撮要，但当时朝廷并未掌握大量图书典籍，“图书流落”，“目录空存”。张昭撰著兵书的主要参考资料是他的私家藏书。该书共十卷，分为四十二门，规模并不大，但其中应存录了一些后世亡佚的资料，南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多处引用“张昭兵法”，即为证明。周世宗披阅此书之后答诏说：“朕昔览兵书，粗知前事，将观机要，委卿撰述。曾未逾时，远来呈进。披寻之际，备见精详，论战法之大纲，与孙吴而共贯。赖卿博学，副朕所怀，宜示颁宣，用明恩宠，嘉奖在念，再三不忘。今赐卿衣着二百匹，银器一百两。”^[7]很显然，周世宗对张昭的工作很满意，给予了嘉奖和赏赐。可以说，《制旨兵法》代表了宋朝建立前五代时期官修兵书的最高成就。

宋朝在建立之初的十余年间，对兵书的管控尚不严密，为丰富国家藏书，还曾对包括兵书在内的各类典籍加意搜求。赵普时为宰相，当仁不让地承担着这一工作，他随宋太祖平定南方的过程中，每平定一国，都会留心从该国秘阁中搜集图书。他对此事颇为自豪，甚至以汉初名相萧何自况。但是，赵普本人对兵书的认知却与真正的兵学研究相去甚远。在《正统道藏》中存有一篇赵普的文章，题为《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进经表》。该文撰写于开宝四年（971），赵普在文中讲到，各国秘阁所藏兵书甚多，如《太白阴经》《驱雷兵三十六府气运图》《起风云十二戒法》《缩水龟典》《拔木神经》，等等，但他对这些兵书很不满意，认为它们“其义渺茫，其辞枝蔓”。接着，他讲了一个充满玄幻色彩的故事，他说，某日，罗浮山隐士刘罕授予他一部玄秘的兵书，这部兵书来历颇为传奇，从黄帝到尧、舜、禹、商汤，再到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这些帝王的功业多得益于此书。后来这部书散落四海，凭借它取得成功的只有西汉陈平、东汉邓禹、三国诸葛亮、唐代郭子仪和李靖五人。赵普得到这部书以后，虔敬地供奉，经常感觉有人在他耳边讲军国利害，原来他所供奉的是“六甲天神”。赵普说他辅佐宋太祖“收复诸寇，势如破竹，非臣之谋长策远，实六神之力也”。不但如此，这部书还可以助他呼风唤雨：“臣谓之曰，某日雨，某日风，某日火烧营寨，万不失一。其法可谓通玄捷径。”赵普还宣称，宋初大将王全斌、崔彦迪、刘光义、曹彬等都知道他供奉此神，他请求宋太祖将此书藏于玉匮之中，永保国祚万年。^[8]事实上，赵普所说的这部“实囊括诸家之秘，诚玄妙不传之文”的“兵书”，不过是通篇只有千余字的符咒而已。

赵普作为宋代最重要的开国谋臣，却奉一部经咒为神书，一方面可能是借以增加自己的神秘性、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当时兵学的习尚有关。阴阳玄幻之说，神妙莫测之神，在这一时期的兵学中仍然占有很重分量。例如，被宋太宗称为“儒臣中知兵者”的钱若水曾在上疏中说：“边部用兵，唯视太白与月为进退者，诚以太白者将军也，星辰者廷尉也。合则有战，不合则无战；合于东则主胜，合于西则客胜。陛下能用臣言以谨边备，则边部不召而自来矣。”^[9]这类占星之说出现在论备边的奏疏中，显然反映的是时人普遍的认识。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起码在太宗朝年间，宋廷尚未对阴阳、卜筮类兵书严令禁止。

真宗朝以后，“禁兵书”之令被一再重申，对兵学研究的影响也日益凸显。一是兵学研究者寥寥，兵书撰著很少；二是兵学研究触及禁令者多受到严厉的规制。

从历来为兵书大宗的兵书注作来看，宋初八十年间，史料明文记载的兵书注家只有卢察一人。卢察是宋太宗时宰相卢多逊之子。卢多逊以交通秦王赵廷美而被贬死崖州。当时卢察尚在幼年，随其母亲过着困厄潦倒的生活。景德二年（1005），卢察参加了科举考试，荐在高第，却被告发不具备应试资格。按照当时规定，罪臣之子是不能参加科考的。由于当时的政治风向已发生了转变，加之他确有过人才华，卢察最终被录取，但只以闲曹授官。此后，他多年任官州县，仕途偃蹇，卒于宝元二年（1039）。尹洙为他作墓志铭，称他撰有“《孙子》注”三卷^[10]。该书并未见载于诸家书目，可能并无传世本。考察卢察入仕的时间，恰好为北宋真宗严申禁兵书之际，这可能也是其《孙子》注未能引起反响的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重要的兵学著作当首推许洞《虎钤经》。许洞著书一事见载于《宋史·文苑传》：

许洞，字洞天，苏州吴县人。父仲容，太子洗马致仕。洞性疏隽，幼时习弓矢击刺之伎，及长，折节励学，尤精《左氏传》。咸平三年（1000）进士，解褐雄武军推官。尝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时马知节知州，洞又移书责知节，知节怒其狂狷不逊，会洞辄用公钱，奏除名。归吴中数年，日以酣饮为事。……景德二年（1005），献所撰《虎钤经》二十卷，应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以负谴报罢。^[11]

从这些记载可以约略看出，许洞对武艺、兵学理论素有兴趣，先以文科举入仕，但以性格桀骜不驯，仕途遭挫。后又以《虎钤经》应制举，但“以负谴报罢”，终不能东山再起。

许洞在自序中称，《虎钤经》一书“创意于辛丑之初，成文于甲辰之末，共书二百一十篇，分为二十卷。其年，书就于吴郡凤凰里”^[12]。“辛丑”是咸平四年（1001），“甲辰”是景德元年（1004），由此可知，该书的撰著历时四年，恰值许洞被除名后归吴中期间。^[13]至于他为什么在献上《虎钤经》后“以负谴报罢”，清人曾钊认为，这是受到真宗“澶渊之盟”后“方厌兵，思休养天下”政治气候的影响。近人胡道静对此提出反驳，认为宋廷既然开设“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显然并非“厌兵”。退一步讲，即便真宗厌兵，许洞也不至于“负谴”。胡氏之说，显然很有道理。他又提出，许洞之所以在这次制举中“负谴”，可能与其友人潘阆的遭遇有关。^[14]潘阆为当时著名士人，放荡不羁，一度受到太宗恩遇，后以参与太宗立储之议遭到贬黜，变姓名，隐匿于中条山。许洞确实与潘阆为友^[15]，但是，他是否因此遭到贬黜，似乎也很可怀疑。按照常理，如果许洞受到如此牵连，许洞的外甥沈括在提及潘阆、许洞关系时当有所涉及。但实际上，无论是沈括的《梦溪笔谈》，还是时人的其他著作，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许洞这次制举中“负谴”，似乎应该从《虎钤经》本身寻找原因。许洞在《虎钤经》自序中说：“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虽远于人事，亦不敢遗漏焉。”在《虎钤经》中，后十卷全为“六壬遁甲”等阴阳占候的内容，占到全书的一半。而在《虎钤经》上奏之前的景德元年（1004）正月，朝廷颁布过一道禁令，对天文、星算、相术、图谶等书予以禁止，其中就包括“七曜太乙雷公式”“六壬遁甲”之类的书籍。^[16]许洞也许对这一诏令并不明了，因此在《虎钤经》中收录了相关内容，以至于“以负谴报罢”。结合前文所引景德三年（1006）《禁天文兵书诏》之语：“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防奸伪。顾兹群小，尚或有违……”很显然，在此诏之前，朝廷已有禁令，大概指的就是景德元年的那则《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诏》。宋廷之所以重申禁令，很可能是由于发现像许洞这样的人仍然在讲求“六壬遁甲”之术。

从许洞著《虎钤经》及其际遇，可以看出，真宗景德年间，制度层面对于兵学研究的钳制是很明显的。尽管许洞所应科目是“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但兵书之禁不解，很难真正求得“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的人才。

这一时期，尽管见诸载籍的优秀兵学著作不多，但仍有一些人对兵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著名文人柳开就是一个例子。柳开（947—1000），字仲涂，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大名（今属河北）人，开宝六年（973）进士。柳开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以文名闻于世，同时，他也对兵学有所研究，自称“开生长河朔间，读书为文之外，好寻前古兴亡成败之迹”^[17]，“少知兵略，识吴起、孙武之机钤”^[18]。张景为他作行状，也称他“颇究《阴符》、《素书》、孙武之术”^[19]。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幽州之战，柳开认为自己施展军事才干的机会到了，便上书请求从军，转为武职。

柳开虽然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自己“儒学议兵”^[20]，“开本儒官，于兵家事苦不深会”^[21]，但从史料记载看，他颇以知兵自豪甚至自负，在讨论军事问题时确实体现出对于兵书战策的谙熟。如他在换武职之前，曾经押送军粮至涿州前线，适逢契丹军与宋将米信部交战，双方相持不下。不久，契丹军派使者前来求降。柳开对米信说：“《兵法》云：‘无约而请和，谋也。’彼将有谋，急攻之，必胜。”^[22]“无约而请和，谋也”，出自《孙子兵法·行军篇》，柳开据以对军事形势做出判断，但米信对他的观点却不肯信从。过了几天，契丹军果然又来挑战，原来，他们前次请降是箭支用尽、等待援兵的缓兵之计。又如，柳开任武职不久，沿边形势骤然紧张，数日之间，收到邻近州郡军情文书八十余份，均言契丹将犯边。他却认为，契丹必然不来，条列了五点原因：一、天顺；二、时晚；三、地困；四、人牢；五、势怯。他认为，契丹貌似举兵，实则意欲北归，“所谓往而示之以来之道也”，“兵行贵诈，古今自同”^[23]，事态后来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契丹并未犯边。柳开就此事所做的分析，也是依据《孙子兵法》等兵书。再如，在《上王太保书》中，他说：“兵者，以诈行，以奇胜，以谋先，以勇固，此四者，不败之道也。”^[24]这些议论显然脱胎于《孙子兵法》兵“以诈立”“以奇胜”等词句。从这些材料不难看出，柳开虽然没有在战争中如愿捞到政治资本，所言事例也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他对兵学确实有热情，也有自己的理解，既是古文翘楚，也是文人论兵的早期代表。(www.xing528.com)

又如，胡旦（955—1034），字周父，滨州渤海（今山东滨州）人，太平兴国三年（978）举进士第一。胡旦恃才傲物，好讥诋时政，对历史与军事颇有研究。史书记载，他著有《五代史略》《将帅要略》等书。^[25]不知二书是否有关联，但从书名看，《将帅要略》应该是一部讲述将帅用兵方略之书。雍熙二年（985），他上《平燕议》，建议太宗出兵北伐。他认为，“天时、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从天时、地利、人事三个方面分析了北伐的可行性，文中说：“我寡彼多则力不胜，我实彼虚则胜有余。力均则较其地形，地均则争其谋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26]在给田锡的书信中，他希望与田锡等结盟，雄霸文坛，颇以用兵为喻，如他说：“将横摆笔阵，铦淬辞锋，张雄文以遏其势，鼓大名以挫其气。吾子（田锡）击其前，何公（何士宗）刺其后，仆则左掎右角，彼入我出，拔旗挟辀，斩将折馘，英声一振，京师动摇。……夫敌人者不先扼其亢，抚其背，刺虎者不先断其爪，灭其牙，则彼不可得也。”^[27]此文虽非论兵，但以兵战喻文战，信手拈来，颇为恰切，足见胡旦对于兵学的熟稔和偏爱。

又如，高志宁（971—1053），字宗儒，河南洛阳人，幼聪敏，未冠已能通六经，尤深于《易》。咸平中，举明经，历任知沧州、益利路兵马钤辖等职。他对兵学很有兴趣，“取诸家兵法读之，了如夙习，尽得微奥，于是益览子史及阴阳谶纬之书，究古今治乱成败之迹，慨然以功名自任”。高志宁与许洞一样，在景德二年（1005）以所著《平燕策》应“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他的境遇似乎较许洞好得多，虽然也没有受到重用，但在西夏元昊初起时，曾经上剿灭之策，因此被时人认为是景德二年制举得人的范例。^[28]韩琦为他作墓志铭，称他著有《皇王治统》《文武经纬》《太平助化策》《儒将前议》《兵机总要》《周易化源图》等书，总名之为《阃外书》。^[29]这些书虽然都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其名目来看，显然多为兵学论著。

再如，陈贯（968—1039），字仲通，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景德二年（1005）进士，历官利州、陕西、河北、河东等路转运使等职。史书称他通孙吴兵法，喜论边事，著有《形势》《选将》《练兵》等兵论。《宋史》存录了其论兵大略曰：

地有六害。今北边既失古北之险，然自威虏城东距海三百里，沮泽硗确，所谓天隙^[30]，非敌所能轻入。由威虏西极狼山不百里，地广平，利驰突，此必争之地。凡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宜有以待之。

昔李汉超守瀛洲，契丹不敢视关南尺寸地。今将帅大抵用恩泽进，虽谨重可信，卒与敌遇，方略何从而出邪？故敌势益张，兵折于外者二十年。

方国家收天下材勇以备禁旅，赖廪给赐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识战，可以卫京师，不可以戍边境。请募土人隶本军，籍丁民为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敌之情伪，地势之险易，彼皆素知，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矣。^[31]

从陈贯的论兵言论来看，他对兵学理论非常熟悉，并借以分析形势，提出建策。陈贯在当时以论兵著名，被称为一时“隽士”。科考之时，真宗因他曾上边论而擢在高等。他本人也颇以知兵自诩，自称“四十年为国家论边事”^[32]。他还著有《兵略》一书，颇为世人称道，可惜后世无传本。

武将之中，也不乏对兵学素有研究者，石普即为其中代表。石普（961—1035），其先幽州人，后徙居太原（今属山西），十岁起即给事太宗于晋邸，历任定、莫、冀等州总管，鄜延路副都总管。石普久在边防，以骁勇善战闻名，《宋史》本传称他“倜傥有胆略，凡预讨伐，闻敌所在即驰赴之。两平蜀盗，大小数十战，摧锋与贼角，众推其勇”。他对兵学也很有研究，“颇通兵书、阴阳、六甲、星历、推步之术”，曾上《御戎图》《军仪条目》《用将机宜要诀》等书，又曾改良器械和战法。^[33]从这些记述来看，石普是一个军事素养很全面的将才，他从实战的需求出发，对星占、武器、战法等更为关注，对兵学的理解也必然有异于文人的纸上谈兵。但是，对这样一位潜心兵学且颇有见地的将领，“通兵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使他遭受了牢狱之灾。大中祥符九年（1016），石普上书朝廷，称九月下旬当有三次日食，又言商贾自秦州来，言唃厮啰欲阴报曹玮，请将自己所献阵图付与曹玮，可使曹玮必胜。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两则建言引起了真宗很大不满。《宋史》记载：

帝以普言逾分，而枢密使王钦若言普欲以边事动朝廷，帝怒，命知杂御史吕夷简劾之。狱具，集百官参验，九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杂议，罪当死。议以官当，诏除名，贬贺州，遣使絷送流所。帝谓辅臣曰：“普出微贱，性轻躁，干求不已。既懵文艺，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时事……”^[34]

事实上，虽然石普根据星历、推步之术推算出的日食并不准确，但他根据商贾情报对边事的预测却并非妄言。时隔不久，唃厮啰果然进攻曹玮部。当然，即便真的以他的阵图付曹玮，能否确保必胜，则又另当别论了。

石普的经历颇可说明当时兵学的际遇。石普的罪名是“私藏天文”，“罪当死”，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的天文、兵书之禁是很严格的。兵家自古与阴阳术数有密切的关联，所谓“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术数亦恒与兵家相出入”^[35]，“兵阴阳”甚至是传统兵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因此，在宋初的兵学研究者中，兵阴阳之学是其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许洞《虎钤经》中备载“六壬遁甲”之术，柳开颇究“阴阳”，高士宁对“阴阳谶纬”有研究，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宋初兵书、天文遭禁的背景下，对这些内容的研习并不具备合法性。在官府监管不力的地方，或者核查不严的时期，私下传播研读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要光明正大地显示于朝堂之上，还是有危险的。若有人借此罗织罪名，危险就更大。从许洞“以负谴报罢”到石普以“逾分”罹罪，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那个时代笼罩着兵学的肃杀氛围。

石普的遭遇也说明，真宗时期，武将的地位进一步下降。石普是太宗的潜邸旧臣，又是屡立战功的悍将，太宗虽然知道“普性刚骜，与诸将少合”，“然借其善战，每厚遇之”。也就是说，尽管石普性格不好，不大合群，但因为他英勇善战，太宗还是很优容他的。但在上述事件中，真宗却说他“既懵文艺，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时事”。在真宗看来，石普乃一介武夫，文化水平不高，却要舞文弄墨，撰著兵书阵图，推演天文星象，无非是想借以谋求仕进，十分浅陋可笑。再者，明明是太平盛世，他偏要讲外敌入侵，也充分暴露了武将“性轻躁”的劣根性，更加剧了真宗对他的反感。以王钦若为代表的枢近文臣讳于言兵，诬蔑石普以边事动朝廷，恰恰迎合了真宗的这种想法。

如果将石普事件与许洞应制科等联系起来看，就更清楚地看出宋初武将地位的下降以及朝廷抑武的态度：对于那些知兵的文人，朝廷开设制科加以网罗，虽未能人尽其用，总还表现出一定的重视和优遇，而对于石普这样战功卓著、精通兵法的武将，却表现出明显的冷落与蔑视。

总的说来，从北宋建立到宋夏战争爆发的一段时期，由于禁兵书政策以及“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推进，兵学发展较为低迷。兵书著作不多，且大多没能流传下来。兵学研究者的知名度相对较低，无论是文人，还是武将，都不曾因通兵书或著兵书而得到重用，反而仕途偃蹇、沉抑下僚，有的甚至遭到贬谪，兵学研究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