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经世致用思想与兵学的关系

“经世致用”一直是儒家的重要传统，也是儒学内部价值体系的重要指标。所谓“经世致用”，就是从儒家经义中寻求治世依据，培养从政能力，从而“治国平天下”。宋代儒学虽以理学为大宗，讲求道、德、性、命，以“内圣”为个体精神修养的极致，但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宋代儒学中出现了一些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学派或学者，他们十分关注政治实务，兵、刑、财赋、水利等与国计民生相关之事都会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因此，他们与兵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兵学研究的影响也更大。

北宋初期，名儒胡瑗的教学之法突出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特点。他按照学生的禀赋、爱好，分为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62]。李廌《师友谈记》的记载更为详细：“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皆以所类群居，相与讲习。胡亦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衷。”可见，胡瑗教学的目的是培养经世干才，兵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胡瑗本人曾经被范仲淹聘为丹州军事推官，庆历年间还曾上书朝廷，提出重新建立武学。他的弟子多“信其师说，敦尚行实”^[63]，其中颇有知兵者，如顾临，以知兵闻名，曾应神宗召对，并两度判武学。又如徐积，对兵学颇有研究，所著《节孝集》中对《孙子》伐谋、伐交、兵势分合等思想多有讨论。胡瑗的教学方法在庆历新政中推广于太学，对当时学风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载的关学也十分重视“经世致用”，“二程”曾评价说：“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64]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65]，还曾上书谒见时为边帅的范仲淹，成为儒林掌故。关学学者虽然大多进士出身，但普遍属意兵学，或对兵学理论有浓厚兴趣，或在军事实践中有所建树。如吕大钧，“爱讲明井田、兵制，以为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图籍”^[66]。游师雄，熙宁中任德顺军判官，参谋边事，多有建树。元祐初，极力反对弃边地四寨，绍圣时上《绍圣安边策》，建言御敌要略。张舜民，元丰中被环庆帅高遵裕辟掌机密文字，从征灵夏。其他如范育、李复等，也都对兵学有研究，熟悉边事。至于曾经从学张载的种师道，更是一代名将，沉毅有谋，能征善战。

李觏也是一位关心社会现实，以“康国济民为意”^[67]的思想家。他从对《礼》《易》等儒家经典的研究出发，撰著《平土书》《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潜书》《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等，从各个方面探讨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并积极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虽然他的主张中有一些空想的成分，难以完全付诸实践，但其“经世致用”的旨趣却是非常明确的。在他的治学领域中，兵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曾自称，研读儒家经典之外，“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68]。《强兵策》撰成于宝元二年（1039），对军事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策，是一篇非常有见地的兵论。李觏虽然官位并不显赫，却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69]，其兵学思想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也表现出对兵学的浓厚兴趣。苏洵所著《权书》《衡论》，被后人视为兵书。苏轼和苏辙撰写了大量论兵文章，议论风正，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苏门六君子中的李廌、秦观、张耒、黄庭坚等都是文人论兵的中坚，其中李廌的《兵法奇正论》《将材论》《将心论》^[70]，秦观《进策》中的《将帅》《奇兵》《兵法》^[71]等，都是论兵名篇。蜀学学者虽然不像关学学者那样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但他们对兵学重要概念和范畴的论述，对历史上重要军事人物和事件的剖析，对现实军事问题提出的建策，等等，都丰富和发展了宋代兵学。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儒家学派和学者虽然关心时政，慷慨论兵，但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往往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有些从儒家经典所载古制出发，试图“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72]。如程颢认为《周礼》所记井田等制度乃“为治大本”，可以施行于当世^[73]，张载甚至亲自进行井田制的试验。对于兵制，他们也同样以三代之法为典范。如此等等，难免有泥古不化之嫌。有些则从概念到概念，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甚至曲为之解，牵强附会，苏洵的论兵言论即为代表。(www.xing528.com)

与崇古或空谈的宋儒不同，王安石的新学代表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另一路向。王安石以现实政治为出发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主张不法先王之政，而法先王之意。他推行新学，颁布《三经新义》，目的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为变法寻求理论依据，托古以改制。后人批评他“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74]，一定程度上也是实情。他主持的熙宁变法以强兵为目标，力图革除百年募兵之弊。他虽然没有带兵打仗的履历，但对于边防问题的意见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王韶在西北边疆取得的重大胜利，蔡挺主导下的将兵法改革，等等，都是王安石领导的变法派取得的重要成绩。

南宋时期，“经世致用”特色最为突出的当属浙东事功学派。浙东事功学派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及学术思想等方面的原因，^[75]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军事斗争形势的持续紧张所激发出的儒者的爱国情怀。在学术思想上，浙东事功学派与程朱理学的道德性命之说相对立，成为南宋学术思想的一方重镇。

袁溉是浙东事功学派的发轫者。在他的身上，已经显示出通习各种实用之学的特点。薛季宣说：“先生学，自六经百氏，下至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76]薛季宣师承袁溉，“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77]，他自称，治学“务为深醇盛大，以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78]，这段话不但阐明了他自己的治学特点，也揭示了浙东事功学派的共同特点。

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之学尤以讲求事功为特色，浙东后学乔行简总结其学术，称其“以特出之才，卓绝之识，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开物成务，酌古理今，其说盖近世儒者之所未讲。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谦、九渊，皆称之曰：‘是实有经济之学。’”^[79]陈亮不但主张事功，而且公开批评理学，他说：“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80]在淳熙十一年（1184）后的数年中，他与朱熹通过书信往还的方式展开了一场“王霸义利”之辩，在辩论中，朱熹劝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81]，陈亮则驳斥程朱理学以“王”“霸”、“义”“利”截然对立之说，以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82]，结果是，“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83]。

浙东事功学派以讲求事功为要务，而当时最大的事功莫过于恢复中原。薛季宣曾经亲历战事，对当时的军事问题提出了很多卓越的见解，对《握奇经》《八阵图》等兵学文献也多有考论；陈傅良对兵制有深入研究，撰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兵制通史《历代兵制》；陈亮则总结历代王霸之略，著成《酌古论》，并屡次上书孝宗皇帝，备陈恢复之计。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之下，浙东学者的兵学研究蔚为一时之盛，涌现出陈直中《孙子发微》、王自中《孙子新略》、戴溪《将鉴论断》、倪朴《拟上高宗皇帝书》等一批兵学论著。

值得注意的是，宋儒对“经世致用”的讲求促进了兵学研究，同时，注重“经世致用”的宋儒对兵学的评价也往往较为平实中肯。如李觏认为：“历观世俗之论兵者，多得其一体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诈力？’武夫曰：‘诈力而已矣，何必仁义？’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愚以为仁义者，兵之本也；诈力者，兵之末也。本末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敌矣。故君者，纯于本者也；将者，驳于末者也。”^[84]南宋大儒张栻也说：“夫兵政之本，在于仁义，其为教根乎三纲，然至于法度纪律、机谋权变，其条不可紊，其端为无穷，非素考索，乌能极其用？一有所未极，则于酬酢之际，其失将有间不容发者，可不畏哉？”^[85]这些观点在“道”的层面上肯定儒家仁义之说为兵事根本，在“器”的层面上给予兵家权诈之术以合理地位，显然是较为务实的持平之论。这就为儒学在承认兵儒本末次第的基础上重视兵学、发展兵学提供了可能，促进了宋代兵学与儒学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