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和发展，对社会学术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一些思想也影响到兵学，给宋代兵学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首先，宋代儒学的纲常思想影响到兵学“将道”思想。出于对唐末五代“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56]状况的反思，宋儒十分强调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如朱熹认为：“天下国家之所以长久安宁，唯赖朝廷三纲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于上，然后守藩述职之臣有以禀承宣布于下，所以内外相维，小大顺序，虽有强猾奸宄之人，无所逞其志而为乱。”[57]所谓“三纲五常之教”，要求人们恪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无上准则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戒律，从而在由家至国的各个层面达到“内外相维，小大顺序”的状态。毫无疑问，它是符合专制皇权需要的思想工具，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纲常思想影响到兵学，突出地表现为对将领的“忠”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宋苏门学士李廌撰《将材论》，文中说，“事君皆以忠，而将之忠为大。盖方其用师也，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将军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图而忘其身，惟国是忧而忘其家，故贵乎忠。忠则无二心故也”，并称“惟信惟忠，乃为建立勋名之权舆，杜塞危疑之关键也”[58]。他的这番话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将领兵权在握，行师用兵之际，又难免威权独运，很可能成为皇权的威胁，因此，将领之“忠”就显得格外重要，也尤为可贵。所谓“忠”，就是对君主“无二心”，它不但是将领建立功勋的基础，也是杜塞危疑、避祸保身的关键。綦崇礼《兵筹类要》也提到了将领“忠”的问题。他说：“事君者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惟无以家为者，然后可与语事君之忠。”（《忘家篇》）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忠”的效用：“人臣事上莫过乎忠，忠则不欺，故可以动人，可以感神。……矧将臣出万死一生之地，保人民卫社稷，则非忠以有格者，其能成功乎？”（《诚感篇》）在宋儒的各种论述中，孙子“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地形篇》）的观点常被提及，并被援引为忠君精神的典型写照，就连对《孙子》的诈术大加挞伐的叶適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许[59]。
其次，宋代新儒学的心性义理之说也影响到了兵学。传统儒家很少谈及“性与天道”等问题，将“理”“欲”“性”“命”“心”“气”“诚”“敬”等概念作为讨论的核心是宋代儒学的新发明。宋代文人论兵之时，很自然地将这些概念引入了兵学领域。(www.xing528.com)
如苏洵著《权书》，第一篇即为《心术》。他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而他所说的治心之法，则是“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犹有余地，此韩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办也。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60]这样的说法与儒家修身养性、治气等理论别无二致。蜀学后人秦观甚至将“治心养气”上升到了战胜之道的高度。他说，“古之论兵者多矣，大率不过有四，一曰权谋，二曰形势，三曰阴阳，四曰技巧，然此四术者，以道用之则为四胜，不以道用之则为四败”，他所谓“道”，则是“治心养气而已”。[61]綦崇礼《兵筹类要》有《镇静篇》，称“苟镇静则事至不惑，物来能名，以安待躁，以忍待忿，以严待懈，虽恢诡万变陈乎前而不足以入其舍，岂浮言所能动，诈力所能摇哉？故士不敢慢其令，敌不能窥其际，近取诸身，则心安体舒，内外之符也”。“静”也是宋儒非常重视的一个概念，《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宋儒据此而以“静”为重要的修持之道。再如前引吕祖谦的“用兵以诚”论，也是文人以理学概念解兵的典型例证。
以上宋儒所讨论的“心”“志”“气”“诚”“静”等概念在先秦兵书中均有所涉及，如《孙子》说：“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军争篇》）又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散地，吾将一其志”（《九地篇》）。但是，宋儒所论与先秦兵家明显不同，他们对于“心”“志”“诚”“静”等概念的阐述，或直接援引儒家之说，或以治家取譬，或以修身引喻，说到底还是强调“仁义”制胜，带有浓厚的理学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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