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与诈利：崇儒抑兵思潮的对立》

早在兵家初兴的春秋战国之际，兵儒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已明显表现出来。据《论语》记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孔子对于战阵之事的排斥态度表明了儒家的一个基本立场，即在关乎治道的根本问题上，处于首位的是仁政和礼治，而不是武备和战争。

孟子在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的同时，进一步从“王霸异道”的角度强调了兵儒的异质。他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也就是说，行仁政而得天下是王道，以武力取天下是霸道。他又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在对王霸之道的一褒一贬中，“尊仁义而贱武力”的思想赫然彰显出来。至于“行仁政”何以“王天下”，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也就是说，行仁政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的论述由“政胜”直接推导出“战胜”，实际上是回避了对战争的具体讨论。

孟子之后，荀子对军事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系统的阐述，成为先秦儒家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一系列论述中，兵、儒的差异性是立论的一个基本点。荀子有一篇著名的兵论——《议兵篇》。文章起首就讲：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

荀子与临武君所论实际上就是儒家与兵家思想的对立。荀子认为临武君所推崇的孙吴之术是诸侯之事，是霸道；而他所讲的则是仁人之兵，是王道。相较于孟子对王霸之道的空泛议论，荀子将“仁义”由治国扩展到了用兵层面，试图在“政胜”与“战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认为，“仁人之兵”不但具有“善附民”的优势，而且“仁人之兵不可诈也”，“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因此，“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也就是说，“仁义”不但可以转化为坚强的战斗力，而且会使敌人的诈术无用武之地，从而保证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先秦儒家在“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33]的形势下，不断发展、完善其军事思想，不但从治道上确立了儒家与兵家的先后次第，而且在具体的用兵原则上也高举仁义的旗帜，排斥智诈之术。这些思想固然有其合理性，如强调政治对军事的决定性，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质，强调民心向背的重要性，等等，但是，是否“政胜”就必然导致“战胜”呢？儒家显然是过于乐观，也过于简单化了。即便如荀子所论，“壹民”是“用兵攻战之本”，也无法就此否认孙吴的“势利”“变诈”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至于说“仁人之兵不可诈”，从战争实践角度看，则更难免迂阔之嫌。

先秦儒家的军事思想成为后世儒家论兵的基调。在宋代力行“右文”政策以及边患严重的背景之下，文人儒者不但对传统儒家的军事思想做了充分的发挥，而且对兵学提出了较以往更为尖锐的批判，从而在学术领域掀起了一股“崇儒抑兵”的思潮。

首先，以兵事为治道之末，在内政领域排斥兵学。

朱熹解释《论语》“灵公问陈而夫子遽行”一节时说：“为国以礼，战陈之事非人君所宜问也。……夫子去卫之意，盖以兵而言，陈固兵之末，以治道而言，则兵又治道之末也。”^[34]他的这一观点与王安石惊人地一致。宋神宗志在图强，一度对阵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经常与臣下探讨战阵之事。王安石对此提出批评，他说：“先王虽曰‘张皇六师’，克诘戎兵，其坐而论道，则未尝及战阵之事。盖以为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不足道也。孔子亦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以为苟知本矣，末不足治也。”^[35]朱熹和王安石虽然所处时代不同，政治观点颇异，但在兵儒关系上都以儒为本而以兵为末，可见宋儒对于兵儒次第这一基本立场的坚守。

宋儒对兵学的批评并未止于治道本末，他们更担心的是，兵学会影响儒学倡导的文治教化。宋儒认为，兵家的“诈”“利”等思想与儒家的仁义之教相对立，对于风俗政教有害无益。刘敞是北宋反对建立武学的代表人物，从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

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峨冠缝掖之人，居则有序，其术诗、书、礼、乐，其志文、行、忠、信，是以无鄙倍之色、斗争之声，犹惧其未也。故贱诈谋，爵人以德，褒人以义，轨度其信，一以待人。故曰：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无贰心，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曾未闻夫武学之制也。夫缦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按剑而疾视者，此所谓勇力之人也，将教之以术而动之以利，其可得不为其容乎？为其容，可得无变其俗乎？吾恐虽有智者，未易善其后也。而况建博士之职，广弟子之员，本之不知，教化其浸弱矣。^[36]

在这段议论中，刘敞将三代教育美化为“崇文”，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商周时期贵族教育的“六艺”之中，“射”“御”等军事教育占比很大。^[37]刘敞的目的在于以古律今，在他看来，儒家推行文、行、忠、信之教，目的是使上下有序、民无二心。勇力之人的特点恰恰相反，“瞋目而语难，按剑而疾视”，如果提倡武学，“教之以术而动之以利”，就会使教化渐弱、风俗渐变，进而危及统治秩序的稳固。他又进一步指出：“昔先王务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无四夷之患，诚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也就是说，即便有四夷之患，也不应公然教授武学，边患事小，动摇了文教的根本事大。(www.xing528.com)

南宋时期，叶適也反对兴武学，他认为，武学诵读《孙子兵法》等兵书，是“徒以不仁之心上下相授”，而“授天下以不仁之心，患之大者也”。^[38]叶適还对《孙子》“诡道”之说提出批评，原因即在于，“今‘诡道’二字于兵外立义，遂为千古不刊之说”^[39]，他担心“诡道”的影响会超出兵学范畴，形成与儒家“仁德”的对立。黄震虽然认为《孙子兵法》“所异于先王之训者惟诡道一语，然特自指其用兵变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奸诈之比”，并称“孙子之书岂特兵家之祖，亦庶几乎立言之君子矣。诸子自荀扬外，其余浮辞横议者莫与比”^[40]，但他又非常赞许叶適反对武学研习《孙子》的观点，认为“言兵者若此，斯儒者矣，视老泉（按：苏洵）辈平生师孙子之学霄壤矣”^[41]。

从以上这些议论不难看出，宋儒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强调内政领域里兵儒思想的对立，将“崇儒”与“抑兵”同时推向了新的高度。宋儒的这种观点与宋代“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以及“守内虚外”之策是相契合的。虽然就抵御外侮而言，朝野上下讨论的都是如何增强武备的问题，但是，从巩固统治、防范内患的角度讲，统治者又对武勇之风在社会生活中的蔓延抱有深深的疑惧。“崇文抑武”是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定义文武地位，“崇儒抑兵”则是站在儒学立场上对兵学的批判和反制，二者通过主导政治的文人群体统一到了一起，在政治和学术层面互相激扬、互相促进。

其次，在战争问题上，反对兵家的“诈”“利”原则，主张用兵以正、仁义制敌。

与先秦儒家一样，宋儒强调仁义、德政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意义。如程颐说，“技击不足以当节制，节制不足以当仁义。使人人有子弟卫父兄之心，则制梃以挞秦楚之兵矣”^[42]，又说，“若以王道兴兵，则百姓皆修其戈矛，与之同仇矣”^[43]。刘敞则进一步对儒家以仁义行兵做了解释，他说：“以仁合众，以义济师，内辑和于中国，外震慑于四夷，当之者失据，动之者悦也随，故曰，我战则克，其义在斯。且夫以道德为藩，以礼让为国，以忠信为用，以仁义为力，故守必有威，动则能克。”也就是说，“仁”可以使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义”可以保证战争的正义性，取得民心支持。“仁”“义”既是为政的纲领，又是武备的根本。因此，“战在胜不在多，术在德不在他，是以弃天时与地利，贵王道与人和”。^[44]

宋儒不但对先秦儒家论兵的观点加以继承，而且进一步以儒家经传为兵法之本。如吕祖谦十分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数句，“尽古今用兵之道，为兵法之祖”，而“如《吴子》《孙子》《六韬》《三略》之类，止言天时地利，亦不言人和”，个中差别恰恰表明“圣贤见得明，他人见得不明，以此见学问之深浅处”^[45]。薛季宣对《荀子》兵论大加褒奖，他说：“善乎荀卿子之论兵……谓桓文之节制不足以敌汤武之仁义，故论兵要，舍汤武何法哉？”同时也不忘与兵家相对比：“今之兵家，一本之孙吴氏。孙武力足以破荆入郢而不能禁夫概王之乱，吴起威加诸侯百越而不能消失职者之变，诈力之尚，仁义之略，速亡贻祸，迄用自焚，是故兵足戒也。”^[46]著有《江东十鉴》的李舜臣则十分推崇《易》经，认为“《师》卦六爻而出师、驻师、将兵、将将与夫奉辞伐罪、旋师班赏之事无所不载，虽后世兵书之繁，殆不如《师》卦六爻之略，而况所论王者之师，非后世权谋之书之比也”^[47]。总之，在这些宋儒看来，“夫以孙吴之智窥桓文之德，尚不能合，以规圣人之道，固绵远矣”^[48]。因此，当郑厚推崇《孙子》“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杨著书皆不及也”的时候，朱熹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称其“取孙武之书厕之《易》《论语》之列，何其驳之甚欤？”^[49]

更有甚者，宋儒还将“崇儒抑兵”思想贯穿到对战术的讨论中，反对在具体作战中以诈术取胜。例如，春秋时期秦晋殽之战中，晋能结姜戎为掎角，控遏殽陵险隘，出其不意，大胜秦军，在战争史上堪称典范。但是，南宋学者黄仲炎却认为，晋虽获胜，却有三罪：“背惠，一也；君丧在殡而主乎战，二也；兵以诈胜，三也。”他说：“兵贵奇胜，圣人恶之。何哉？曰《春秋》正其谊、明其道而已矣，功利不与也。夫兵以奇胜者，孙武之术，岂圣人之教哉？”^[50]宋儒论及兵家诈术，虽然未必尽如黄仲炎这般偏执，但大多都持批判态度，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如程颐认为兵家“掩其不备、出其不意”之术尚可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但是使用间谍刺探军情就不可以了。^[51]刘敞也认为：“圣人之为圣也，为其正而已矣，是以众人为不可及。必以间而有天下，则其所以为圣人也，不亦众人而可为之欤？”^[52]苏洵则在《权书》中专著《用间》一篇，反驳孙子“五间”之说，他说：“夫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智于此，不足恃也。”^[53]

荀子提出“仁人之兵不可诈”，宋儒在新的理学语境下对这一思想加以发展，认为君子之诚胜于小人之诈。如杨时在一段与弟子的问答中谈及将帅用诈问题。有人问他：“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诈之流，若无狙诈，如何使人？”他回答说：“君子无所往而不以诚，但至诚恻怛，则人自感动。”^[54]这还只是讲将帅以诚御下之道。吕祖谦则大力批驳“万物皆贱诈，唯兵独贵诈”，“至于用兵，小诈则小胜，大诈则大胜，小人长于诈，故其用兵亦长，君子短于诈，故其用兵亦短。……故儒家之小人，兵家之君子也；兵家之君子，儒家之小人也”等流俗观点，他说：

盖君子之于兵，无所不用其诚。世未有诚而轻者，敌虽欲诱之，乌得而诱之？世未有诚而贪者，敌虽欲饵之，乌得而饵之？世未有诚而扰者，敌虽欲乱之，乌得而乱之？用是诚以抚御，则众皆不疑，非反间之所能惑也；用是诚以备御，则众皆不怠，非诡谋之所能误也。彼向之所以取胜者，因其轻而入焉，因其贪而入焉，因其扰而入焉，因其疑、因其怠而入焉。一诚既立，五患皆除，兕无所投其角，兵无所投其刃，曼伯、子突之徒无所投其诈矣。……彼之诈至于万而不足，我之诚守其一而有余，彼常劳而我常佚，彼常动而我常静，以佚制劳，以静制动，岂非天下常胜之道乎？然则天下之善用兵者，不得不归之君子，用兵之善者，固无出于君子矣。^[55]

按照吕祖谦的观点，不但可以“以诚代诈”，更可以“以诚制诈”，“诚”实为天下常胜之道，而以诚道自立的君子才是真正的善用兵者。

综上所述，宋儒对于先秦以来兵儒异质思想加以阐发，不但在治道层面贬抑兵学，在用兵问题上以“仁”“义”为本，在具体用兵原则上也出现了“以仁胜诈”“以诚代诈”的论点。应该说，从政治、战争观、战略等层面强调儒家“仁政”“义战”的主导作用，对于规范战争行为的性质、目的，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军事文化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如果将这种兵儒对立、兵劣儒优的论调贯穿于对具体作战指导思想的讨论，从根本上否认兵家的价值和作用，就滑向了坐而论道、偏颇而迂腐的轨辙。虽然在宋儒之中，像刘敞那样完全以兵儒对立的人只是少数，但是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崇儒抑兵，导致了对兵学不恰当的贬抑，严重影响了宋代兵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