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宋代儒学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同一学派内部也往往有立场、观点的差异,但在探索义理之学以及追求内圣外王之道方面,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作为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宋代儒学新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及其对传统儒学思想的重新阐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学术门类,而借由“文人论兵”的风潮,其对兵学的影响尤为突出和深刻。
宋代儒学最大的变化是理学[31]的兴起,理学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崭新形态,不但在治学门径上一反汉儒“专言训诂”的旧途,以“义理”为探讨的核心,而且在思想上兼容释、道诸家,对“性”“天道”等先儒罕言的命题进行深入阐发,使儒家学说更富于抽象和思辨色彩。理学形成于北宋时期,主要以程颢、程颐的洛学和张载的关学为代表。到南宋时期,理学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以朱熹和陆九渊为首的两大学派。
理学之外,宋代儒学还有其他学派存在,在北宋时期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司马光倡导的朔学,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等。南宋时期,与理学并峙的还有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適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及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等。由于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出生在南宋的浙东路,又都具有讲求事功的明显倾向,因而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宋代儒学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同一学派内部也往往有立场、观点的差异,但在探索义理之学以及追求内圣外王之道方面,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有学者将宋学的精神概括为六个方面——议论精神、怀疑精神、创造和开拓精神、实用精神、内求精神、兼容精神,[32]较准确地揭示了宋代新儒学的总体特点。(www.xing528.com)
作为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宋代儒学新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及其对传统儒学思想的重新阐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学术门类,而借由“文人论兵”的风潮,其对兵学的影响尤为突出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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